城市也是有生命的，它就像人類一樣，有喜怒哀樂，也有生老病死。北京這個城市在康熙輝煌盛世下，見證了生命的高峰，卻也在清末戰事連連的摧殘下，步入老年。
不久後，山海關守衛吳三桂引領清兵入關，李自成不敵敗走，大清占領北京，乃至全中國，江山再度易主。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國，初始遭受普遍的抵抗，由於康熙大帝治理有方，清朝不僅得以避開重蹈元朝短命的覆轍，甚至創造出史上最後一個輝煌盛世。
可惜盛世猶如燦爛的煙花，稍縱即逝，絢爛後的天空顯得更加黑暗。此時長久積累下來的弊端慢慢浮現，加上在自滿與封閉下造成的蠻荒落後，與西方勢力的此消彼長，早已默默發生。中央之國，由天朝之尊瞬間淪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苦難的歲月終於來臨。
內憂外患 戰事頻繁
西元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曝露出中國的虛弱，自此列強不斷侵略。西元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廷再度戰敗，簽下《北京條約》，自此外國使節與傳教士得以在北京設立使館與教堂。在對外戰爭上，清廷屢戰屢敗，便不斷地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戰敗的代價使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不可避免地引發一連串的暴亂反抗，其中尤以太平天國、捻亂的規模為大，加速著清朝的衰亡。
內憂與外患，當二者處於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時，造成的禍害與破壞，往往是所有人都難以承擔的。列強的侵略與壓榨造成百姓的仇外情緒不斷高漲，引發其無理性的暴力排外，而這種以迫害基督教士或基督徒為主的犯罪行為，又導致列強的進一步侵略，如此循環不已，終至國家覆滅為止。
清朝末年，就是處於這種情況。給風雨飄零的清廷最後一擊的，是義和團之亂和其引發的八國聯軍。義和團屬於一種民間的祕密組織，剛開始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西方勢力的侵略逐漸加劇後，中西的衝突取代了滿漢的矛盾，義和團的口號遂變成了「扶清滅洋」，仇外的心態也從仇視外國人，擴張到只要跟洋人、洋物扯上關係的，都不放過。當時義和團的團民經常在路上攔人搜身，只要被發現身上帶有洋物，例如眼鏡、紙筆、甚至一根火柴，都會被當場砍殺；碰到外國人或中國籍的基督教徒，更是「一律殺無赦」。
這種情況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慈禧太后詔令維護義和團以後，更為變本加厲。我被大量的團民湧入，他們在城裏燒殺擄掠、大肆破壞一切與西方有關的事物。慈禧要利用義和團對抗列強，趁機向各國宣戰，她同時並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而暴民則已不分中外地到處濫殺無辜。我，成了人間地獄。
八國聯軍昭示黃金年代的結束
義和團之亂導致八國聯軍的進攻。我被四萬五千名外國士兵圍攻，他們在第二天就破牆而入，在城內進行巷戰；在第三天我基本上已在聯軍的控制當中。造成這次浩劫的那個始作俑者——慈禧，在城破之際，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而自稱「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團民，以及來不及逃難的平民百姓被聯軍大肆屠殺，值錢的物品被掠奪一空。
這場浩劫的另一個慘痛的代價是，中國又被迫簽訂一個不平等條約，高達九億八千二百多萬兩的巨額賠款得分三十九年才能付清。經此一難，不僅國家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更是受到嚴重傷害。
整起事件對清朝而言，象徵著生命的沙漏即將流盡；對我而言，則是個歷史的轉折點，昭示著我的黃金年代就此結束。我在戰爭的雙方先後的蹂躪下，受到嚴重的破壞，再也無法恢復，從此進入日暮西山的老病階段。
在清朝瀕臨滅亡之際，有志之士曾數度發起維新運動，但最後都以失敗告終。體制內的改革既然無法實現，人們便轉而尋找體制外的方法來挽救國家民族，於是武裝起義的革命浪潮，逐漸在神州各地蔓延，燎原的星火，開始成為中國的希望。西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各地紛紛響應，二十二個行省中有十七個宣布獨立，終於使清廷的統治瓦解。
次年元旦中華民國誕生，在神州大地上，出現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兩個月後，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也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最後一個君主愛新覺羅．溥儀宣布退位，結束清朝兩百七十六年的統治，以及中國數千年來的君主制度。
進入新時代的我，已經老朽而欲傾，不具備新朝應有的新氣象，只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內憂與外患，纏繞滿身。此時的內憂從暴民變成軍閥，外患從遠變成近敵、敵人則從看得見的人類變成看不見的思想。民國初創，軍閥割據混戰、日俄鯨吞蠶食、共產主義散布流傳，命運多桀的民國步履蹣跚的往前走著，而我愛莫能助，只能看著這一切的發生。
新生的中國原本定都南京，但由於袁世凱的干預，最後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後者隨即宣布以我為首都，史稱北洋政府。在這段時期，我見識了二次失敗的復辟事件，第一次是袁世凱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稱帝，前後維持百餘日，被譏為「百日皇帝」；另一次是一九一七年溥儀的復辟，溥儀在退位後，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內，被軍閥擁立而重拾帝制，但只維持十二天就因全國上下的反抗而又匆匆下臺。（待續）◇
轉載 新紀元週刊139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