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復辟事件時國會被解散，孫中山為了維護憲制，號召國會議員南下組織國民政府，討伐北洋政府。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分裂的中國再度統一，首都仍然定在南京，我被改名回北平特別市。
內憂暫時解除，外患的侵略卻與時俱增。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國民黨在蘇聯的脅迫下與中共合作以抗日，是為「國共合作」；次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我隨即被他們占領，蔣中正宣布應戰，八年抗戰就此展開。四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與日本分屬對立的陣營。
風中殘燭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正當人們歡欣鼓舞，認為好不容易終於盼到和平，可以重建家園了，羽翼已豐的中共卻在蘇聯的扶持下發動內戰，奪取政權。一九四九年，我落入中共的手中，直到今日。即使是百年光陰，原本在我的生命長河裏，也根本不算回事，但這段短短五十餘年的時間，卻讓我備感煎熬、度日如年。我的各個方面遭受著無法彌補的摧殘與破壞，尤其是我的身體，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環境，是連以「病入膏肓」、「命在旦夕」來形容都不為過的。
北京的物質身體
也許人們會對城市的身體感到好奇，我是由人所造，人類的創造物當然也會擁有跟人體一樣的身體結構。我們不妨用人體構造來做比喻：人的身體有骨頭、肌肉、血管、內臟器官等組織，其實城市也有類似功能的組織——城市的格局像人的骨架、一棟棟的建築就是肌肉組織、道路網絡則如血管系統、資源經其流通，就好像血液藉由血管運送一樣；上下水道系統類似內分泌、各種基礎設施和公部門等同人的內臟，等等，不一而足。
你們常說「女大十八變」，城市雖然沒有性別，但也曾經歷過幾番變化，我也不例外。只是城市的生命周期普遍都比人類還長，所以人們無法觀察到我們的變化。我可以就我的印象所及，稍微描述一下我在各個時期的模樣，讓你們了解，其實城市也跟人類一樣，會成長、成熟，乃至衰老的。
吾從眾的童年
我在出生時的身體狀況是標準的，因為我是周召公的領地，他與周公共同輔佐年幼的周成王，是周王室的左右手。周公營建洛陽，也是由召公先到當地去「相宅」，一起合作完成的。他也是周朝禮樂制度的奠基者，而周禮中對城市的規模與格局有著詳細的規定，作為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周召公當然會嚴格遵守體制。按照《周禮．考工記》，我屬於次於王級的公級城市，身體方正，每邊長七里，正中央有個內城，是領主的居處以及朝廷的所在。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不再遵守制度，城市的規模也因各個勢力的消長而開始出現差異。強國的首都逐漸成為區域性中心，我也不例外，因為占據了有利的地形而成為重要的戰略要地。雖然燕國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的一國，但我仍擁有壯麗的「高臺榭、美宮室」，建立在高高的夯土臺（六～七公尺）上。站在宮殿上可以俯瞰全城、遠眺城外，除了休閒賞景的功用，最主要的還是作為軍事與政治的偵防之用。
慘淡少年時
秦滅燕後，將我用以自保的城牆和一切防禦性設施全部拆除，為方便控制，在我面前修了一條馳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直通秦的首都咸陽。秦朝雖然沒有大肆破壞城內建築，卻也沒有進行建設。戰爭對城市的破壞，就好像人生病一樣。我生了場病，元氣大傷，卻得不到營養的補給，是以蒼白虛弱。
慘淡的日子持續到進入漢朝，經過文景二帝的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後，才逐漸擺脫，平平淡淡的度過兩漢數百年的歲月。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戰火綿延不止，城市被數度圍攻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情形，有的城市就此消失，也是常有的事。我跟其他城市一樣遍體鱗傷，掙扎的度過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戰亂歲月。
這段期間唯一值得高興的是，佛教逐漸流傳開來，建寺蓋廟的風氣逐漸興起，我也蒙受佛法的澤被，城內多了些高立的佛教建築，使我的輪廓線添加了一絲祥和寧靜的色彩，稍微平衡一下這個時代的殺戾與暴力之氣。暮鼓晨鐘，安慰著人們的心靈，也鼓舞著我的求生意志。
黑夜過去了，我幸運地活下來，迎接盛世天朝的到來。在唐朝我是幽州府的治所，由於唐朝國威遠播，各方皆來臣服，邊境和平無爭，我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是長城內外貨物的集散交易中心。我沒和其他城市比較過，但我知道，自己逐漸累積的財富與權勢是很可觀的，可能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也不為過。這可以從坐鎮幽州的安祿山，膽敢只憑地方之力，就掀起全國性的叛亂戰爭，即可見一斑。（待續）◇
轉載 新紀元1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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