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人物
非常感謝袁先生對我的理解,形單影孤的獨處、獨行大致上算得上是一種孤獨,但袁先生文中點到的我的孤獨的內核是,我以我認準的方式去思想、去選擇,這種思想及選擇有時讓人痛苦以至絕望,豈止是孤獨了得。
這是何等的荒唐!律師尋求體現國家法律價值成了一種危險,違法亂國的倒站到了道義的制高點,他要處理你!
命運沒讓高智晟選擇,從他律師執業第一天開始,就匆匆把他拋進了扶羸弱,護一方的角色。很難說這個角色對高智晟最終意味著什麼,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個維權律師要比其他的律師承擔更為深重的道義,付出加倍的艱辛。
九八年在烏魯木齊,有一次高智晟回家交給耿和一筆錢,耿和一看都是零錢,問是怎麼回事,高智晟告訴她:「當事人給我的代理費都是十塊二十塊湊起來的,那是他們的血汗錢。我的錢掙得越多,我的當事人的苦難也就越多!」
愛一個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個人的生命聯在一起。一九八五年,青春靚麗的女通訊兵耿和在軍營中與伙食管理員高智晟相遇,被其善良的人品所吸引,從傾心、愛慕,最後兩個生命緊緊地拴在了一起。
母親是個有道德力量的人,母親的道德力量價值並不取決於我的認識及我手中的這支筆。但無論如何,我的這支筆是無法窮盡母親在道德力量方面所積累的厚重底蘊。
母親是個有遠見的人,她的遠見是我們子女今天價值的全部基礎。母親決定讓除大哥及姐姐外的其他孩子上學,當時的這個決定近乎天方夜譚,但二哥以下,後來我們都讀完初中。接受完初中教育的經歷,成為改變我們子女個人人生命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儘管已懂事的二哥因心疼母親堅決拒絕上學,但母親的這個決定是不容商量的,二哥在極度貧窮的家境中讀完了初中,這對他未來參軍及後來的發展極具意義。對我的學習,是所有孩子中母親花費心血最多的。我小學基本上是處於一種自學狀態,經濟困難不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唯一原因。
有朝一日能吃飽肚子是父親一生未了的夙願!一九七五年,我們在沒有了父親的同時,也沒有了任何再可供變賣的什物,原本一貧如洗的家因此變得是負債累累,在母親的世界裏猶如天塌地陷般。
一九九六年我們家的生活開始有所改善。我一九九四年自學大專畢業,一九九五年考取了律師資格,一九九六年開業當律師。這兩年的變化非常快,迅速的扭轉了自己的人生和家裏的經濟環境。母親最近對別人說她享了七年福。算起來就正是我做律師的七年。母親苦了一輩子,在她晚年的時候我終於盡了一些力量讓她過上了一段好日子。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第一天我一口氣走了八十里路,到了黃陵縣城,一點東西都沒吃,肚子餓得很厲害。經過一家食堂的時候,我看到裏面的人在炸油條。那時已經是農曆的十一月份,我身上穿著一套破舊的上衣,我把衣服脫下來捧上去說:「我快餓死了,能不能換兩根油條?」
什麼時候才能吃一頓飽飯一九六四年我出生在陝北農村。那是中國人普遍貧窮的時代,我們在這普遍貧窮的環境裏又是屬於最窮的。記憶中的父親常常坐在炕頭上自言自語「什麼時候才能吃一頓飽飯?」我十歲那年父親去世了。父親在醫院那段時間我們已經傾家蕩產。他走的時候家裏欠了醫院八十塊錢,連屍體都領不出來。
自去年底,台北陸續舉辦多場記者會與研討會,聲援高智晟律師在中國北 的遭遇,其中今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假台北台大校友會館由台灣律師界與人權團體主 召開聲援中國維權運 的記者會,最能代表台灣律師界的心聲。作為一個台灣律師,可能係身處環境不同,實在很難接受一位律師為宗教團體及其信徒辯護,竟然會受到政府當局的停業及監視。
美國女星米亞法蘿(Mia Farrow)成功地讓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辭去北京奧運藝術顧問,讓中國在處理蘇丹達佛問題上面臨更大的壓力。事實上,米亞法蘿並非最近才開始關心人道議題,早在1976年領養第一名小孩,她就展現對於生命的關懷
「在中共專制社會統治下,如果不遵從各項中國政府的指示,就無法在美國NBA打球。而一個出賣自己靈魂與良知的運動員,很難有真正傑出的表現」。美西人權聖火大使,前中國國家籃球代表隊員陳凱昨天在「中國人權與2008年奧運國際論壇」後,隨即發起23日「奧運自由衫」路跑活動。這項路跑活動起點為台北鄭南榕紀念館,終點為自由廣場。
身穿「真善忍」坦蕩遊中國
本篇旅遊手記為人權而寫,通過我的中國行,我想告訴在中國受壓迫的人群,海外有為你們伸張正義的聲音。也同時警示那些中國的強權者他們的行徑已經在海外暴光,不要以為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的散佈謊言,掩蓋醜惡的真象。
台商勇士——高為邦
年界70的林希翎,原是《中國青年報》特約記者,1957年反右運動中隨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1997年中共爲右派平反時,鄧小平明令林希翎、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陳任炳5人不能平反。如今,右派中的4人已經去世,只剩林希翎這個中國最後一個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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