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輿論指出,中國人需要懺悔,中華民族需要懺悔,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懺悔!但真正勇敢地站出來誠心懺悔的人,少之又少。難道說,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極權統治,人人手上、身上、腦子裏都乾乾淨淨?
1950年「土改」時,父親教導我「要遠離政治,永遠不要摸槍」,我只做到了一半,一輩子沒有「摸槍」,卻未能做到「遠離政治」。
2002年6月1日,我飛抵加拿大之後,寫了一部22字的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揭露了中共1950年「土改」運動殺戮200多萬地主的罪惡,突破了半個多世紀中共嚴厲的文藝禁區,戳破了中共「工農聯盟」的謊言。
「這是為什麼?」——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用武力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後,所作所為不得人心,人民紛紛起來反抗,便窮兇極惡地大規模地持續屠殺,以保住他們的政權。
通過以上親歷、親見、親聞和血淚的懺悔,把「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的,中共對大陸人民長達數十年之久、黑暗中的持續大屠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前面17個章節展開的場景和敍述中,今人可以看到在中共殘酷無情的統治下,喪失了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犧牲了多少人的幸福。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嶽麓印刷廠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壟一帶,除認識陳亞陸之外,我沒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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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媽媽的確是一位傳統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擔任居委會主任,對「階級敵人」卻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類分子」來她家請示某事,劉媽媽訓斥時臉上肌肉繃緊,眼露凶光。唯唯諾諾的「四類分子」走後,劉媽媽又恢復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對我說:「小陳,黨教導我們,對階級敵人就要這樣。」——黨性對人性的扭曲,可見一斑。
1954年中共頒佈第一部《憲法》以及後來多次修改,白紙黑字都印著人民「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但「憲法」是為共產黨、毛澤東裝點門面、蒙哄國際輿論而制訂的,不是用於治國的。因此,它的許多條款只是從西方憲法中抄襲過來,根本沒有打算兌現,直至目前,仍不肯兌現。
還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澤的同班同學曹辛星,讀高中時曾在《詩刊》上發表過兩首小詩。他進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後,很快世俗化,不談學習,只談女人。與岳印的一位姑娘談戀愛鬧僵分手後,告訴我「她屁股上某個部位有一塊什麼樣的疤」,說的活靈活現。按說此君應該平平安安,沒什麼問題,但他命不長。
快過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區政府辦事,遇到工業書記,區長正叫他打電話調岳印廠會寫毛筆字的人來寫橫幅、標語。工業書記見到我說:「小陳,你來得正好,趕快把標語寫了吧。」頂頭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從的,況且是光榮的「政治任務」,輕車熟路,立馬動手。
陳亞陸這人是個「口頭革命派」,每次見面,總是空談他前一夜的種種想法,雖然時不時冒出一、兩句豪言壯語,但骨子裏還是膽小怕事的,瞻前顧後,畏畏縮縮,根本沒有W君那種「幹一番大事業」的氣魄。一方面,顯示了他體質羸弱,性格優柔寡斷;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這種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上,誰敢不掂量掂量共產黨的份量!
N越來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談話,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她突然往後一倒,仰天攤在被子上,投來一個媚笑,我趕緊把頭扭到另一邊。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讓再讓。
破案後,我心情複雜,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夢驚醒,心驚肉跳,不得安寧!腦子裏像打仗一樣翻滾,矛盾重重,左沖右突,總是出現一些針鋒相對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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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W姑娘把Z君和我,定為這個組織的重點發展對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號一棟老式木結構兩層樓房的樓上,距離Z君工作的印刷廠很近。某天在她家聚會,便特地邀請Z君參加,介紹與那幾位青年認識。幾個幼稚、莽撞、對「群眾專政」天羅地網毫不知情的年輕人,全然不顧一板之隔的鄰居是否在偷聽,便大發議論,大放厥詞,抨擊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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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在長沙市河西嶽麓區杜家塘小學當代課教師,教六年級語文。6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後,我正在整理學生的作業本,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走到教室門口說:「小陳老師,有位同志找,你到小辦公室去。」
毛澤東是「不斷革命者」,在執政期間掀起的「運動」重重疊疊,一個緊接著一個。除上面例舉的建政初期的幾場血腥運動之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抗美援朝」、「農業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每一場運動都隨著毛澤東的喜怒哀樂、嬉笑怒駡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號化成的行動都「勞民傷財傷人死人」,使生產力倒退。
「革命」是一個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辭彙,自清末以來,在長期稀裏糊塗的流傳下,變成了一個「籠罩著五彩光環的褒義詞」,人們從不考究它的原始意義,只知道「革命」光榮,「不革命」可恥,「反革命」有罪。於是,人們紛紛參加以「革命」為名義的隊伍;於是,「革命隊伍」壯大起來。
【作者按】這裏敘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無須隱諱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實姓;須隱諱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