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早已遠離我們的視野，消失於人們內心世界的或狂躁的、或荒唐的、或瘋顛的標語，我竟然還在南方鄉村偶或見到。「無產階級專政萬歲」這話我在廣東清遠和福建泉州官橋蔡資深民居群裡都曾看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話則是我從湖南寧鄉萬壽山一處民房牆壁上看到的，估計是口號滿天飛的「大躍進」時代殘留下來 的。

在福建長汀，毫無來由的，一扇土牆撞入了我的眼裡。或者說，是我四處亂轉 的眼珠子撞到了那扇牆。因為這扇牆，這本書就多出了以下一截文字。 長汀古城鎮那扇土牆很蒼老了，可我沒去打聽它究竟歷經了多少年月。我所關 心的是，同一面土牆上出現的三條標語很有意思。標語如下：「毛澤東思想萬歲！」 「福兩全保險，分紅保障兩皆全。」“全民齊動手，奮力奔小康！」

一個城裡人偶爾下次鄉，他會樂得忘乎所以。把農村誇得似乎到了爪哇國： 「桃李樹下走，雞狗伴我行；喝點農家釀的米酒，嚐點農家種的菜蔬；再跑到魚塘釣隻王八……美哉勝神仙！」

喝農藥確實是農村人選擇自殺的最常見方式，不過有個人跟我說：「我要自殺 ，我就不喝農藥。最便宜的農藥還要花好幾塊錢呢。幹嘛浪費那錢？我要死，就給自己身上綁塊石頭跳河……」

我有個朋友名叫邱貴平，福建作家，中短篇小說寫得很棒。現在他卻開始將小說創作放到一邊，去琢磨農民大大小小的問題了。他寫了篇雜文，痛心不已問：農民，你為甚麼愛喝農藥？ 是啊，農民為甚麼「愛」喝農藥？實際上，農民不僅僅是「愛」喝農藥，還 「愛」懸頸，「愛」跳河跳井……總之一句話，農民好像很「愛」自殺，而喝農藥自殺卻是他們的「最愛」。

問一萬個鄉下人，你希望擁有的最基本的醫療保障是甚麼？九千九百九十 九個人會茫然無措看你。農村人的悠久習慣是：小病不理，中病久拖，大病猶猶豫豫去看醫生，絕症和重病——對不起，等死！

在廣東潮汕地區的個別鄉村跑一跑，你會發現計劃生育的政策在這些地方顯得有些有氣無力。為躲避有關部門的追查，他們往往是傾巢而出一窩蜂跑城裡去了。深圳、廣州、東莞、中山等工業蓬勃發展的珠三角城市裡，三五步就可能見到潮汕人開設 的士多店（小小雜貨店）。他們寧願在城裡吃苦受熬，也要堅持不懈地猛生孩子，哪怕已生了三個四個孩子，只要是女孩，他們仍難以甘心，不生一個帶「小棒槌」的男孩絕不肯罷休。而即便沒逃進城裡，而守在村裡生孩子的婦女，因為不少農村基層管理機構採用「只罰不管」（罰款了事，不嚴厲制止）的措施，超生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民工進城要在城裡站穩腳跟，得有身份證、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證、健康證、暫住證、這些是看得見的證件支出，看不見的是意外支出——我敢打包票，進城打工的眾多民工也許都遭遇過不同性質的敲詐勒索。要麼是保安大哥、要麼是難辨真假的警察叔叔、要麼是個別社會渣子人員……反正多少得被強迫著支出一點子不想出但又不得不出的鈔票。

鄉村小妹們本來與「黃禍」無關，沒有一個鄉下女孩當初是扛著「小姐」的大旗進城的。但當她們在上當受騙之後，在走投無路後，父母的教誨就在五顏六色的誘惑面前顯得挺蒼白了。任何城市，無論法制部門的口號喊得多麼強烈，從事性交易的場所總是或明或暗的角落出現，性產業嚴重「超標」。而這些從事性產業的女孩，也確實有大部份來自鄉村。失業的農村女性在巨大的就業壓力和生存危機驅使下，蜂擁進城來謀求個人的發展機遇，而城市裡陽光燦爛的大多數「機遇」沒她們的份，城市卻又將她們扔進了陰暗灰色的命運底層。如果不問青紅皂白將所有「小姐大軍」來一通迎頭痛擊，卻不去探求性產業興盛而無奈的「來龍去脈」，只能算是社會冷漠者的行徑。

我在中國鄉村奔來跑去，無論我坐在穿山越嶺的火車上，還是橫江踏水的汽車上，我始終發現我的身邊坐著的是神色緊張又滿臉熱切的人們。行李架上橫七豎八堆放著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與大布袋告訴我：他們，是南下或東去的打工者。

10年前，農村的生活垃圾也是極少的，而且許多是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南方農村早先年一直有積肥的習慣，就是將動植物的屍體 ，再加上生活垃圾放到一個土坑裡或直接拋在化糞池裡，過一定時日的發酵，就成了肥效奇佳的「綠肥」。但現在，這種很繁瑣的積肥方式少有人去理卻了，肥效高但污染嚴重的化肥徹底代替了傳統的農家綠色環抱肥料。

當城市愈來愈重視環保意識時，鄉村的自然環境卻開始袒露出危機了。 「要致富，先修路。」越來越多的鐵路開始穿越鄉村，但因鐵路的出現導致的致富優勢還沒袒露出來，舖天蓋地的垃圾已先行了。

鄉村學校的孩子們除了教科書之外，基本上沒有課外讀物。 當今中國一年要出版20萬種圖書，但農村學生，一年到頭能看到的課外圖書也許不到1 本。孩子們沒有課外讀 物，大人們則除了從電視畫面裡得知天下大事外，報刊雜誌也極少見到，更別提買本少則十來元多則幾十元的書了。

鄉村小學過去年代的民辦教師基本上沒了，但校領導或村幹部的兒女臨時被請去當短時間的老師還是存在。鄉村小學教師一般都住在學校附近，在學校是老師，回到家裏就是農民。 他們在學校裡握著粉筆給孩子們上課，工作之餘回到家裏握起的就是鋤鐮犁耙。這不像城裡的學校，一心一意當老師的極少。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是句老話，但在而今的農村，仍能經常聽到。這話，難免被眾多的城裡人想當然地認為是農民很懂得讀書作學問的重要性。實際並非如此，而是鄉下人有種傳統的意識：讀書，才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有個在廣東打工的人給我算過一筆帳：城裡人在城市中心廣場上培育管理一畝草坪一年到頭各類費用加起來最貴得花費2000元左右；農村種好一畝地，算上350元的化肥、農藥、種子錢，再加上一年到頭的農工費約450元（農工賤，沒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裡的草貴過鄉下的稻！另一個人則告訴我： 「過去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而今是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不少地方騰出農田建郊野公園搞綠化。說這話的人還是一個在廣東打工的的他鄉民工。

在聆聽到不少聲音之外，我還聽聞了不少故事，故事沉默無語，但故事裡也藏著各類聲音。 福建仙遊縣為了經濟開發，向下屬某鎮東嶺村的村民強行徵收土地準備建一工業園。因村民人均耕地才2分土地，村民不肯接受協議。縣與當地鎮政府緊急調動600多名「執法人員」到東嶺村「執法」。一時間，村民為一方，執法隊伍為一方，雙方開始「激戰」。石塊上天，尿屎亂飛……最後連縣鎮領導都未能倖免，披上了一身臭烘烘的人糞。

在鄉下與人攀談，問起他們心裏最想望的念頭。「啥盼頭？不多，吃好穿好睡得好，就萬事滿意了。還有，兒女能讀上書，以後比我們有出息就更妙了。哈哈。」 這話，或與此大致相彷的話，我至少能每天聽到5次。在中國總人口數里佔了三分之二的農民，絕大多數人的要求並不高啊，溫飽無憂身體好，希望兒女有出息就夠了。

41歲的蔡關說：「正月初三就出門，走路出村，坐汽車到長沙，再趕火車。打工苦啊，要是家鄉富裕，誰願拋妻別子去打工？」蔡關是湖南益陽土生土長的農民。26歲南下廣東韶關打工，後來趕上南方城鎮狂賣非農戶口，靠多年在韶關工作的叔叔幫助，蔡關用鈔票使自己搖身一變為「城裡人」。接著，艱苦奮鬥幾年後，他主動下崗回到了家鄉。再接著，用多年打工收得，憑在城裡增長的見識，再籌措資金開了個規模不小的磚窯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