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你贈寄《藝魂》——汪正章學術論文選。雖然身患重症,但我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把這部六十萬字的巨著拜讀完了,有的文章我讀了兩遍甚至三遍。我不懂古文,有些地方看不懂,但你是用現代漢語寫的,大部分我還是看懂了的。我在和你的幾次電話交談中坦率地暢述了自己的意見。
從判刑到平反——法院歷次判決書和裁定書
1984年夏天我去過天津,見到了徐明。他那時已經離休兩年多了,但仍然工作著。他現在還在工作,不計報酬,天天去上班,風雨無阻。他對我說:「在家裏閒不住,還不如幹點好。」——沒有誇張的革命辭藻,但像老黃牛一樣實實在在地幹著,這正是徐明的特點。
在文革中關押的「牛鬼蛇神」,和監獄裏的犯人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雖然當過「牛鬼蛇神」的組長,但前面已經提到過,我這個組長不同于監獄裏的「監蓋子」。因為有過生物站「烏龜房」那段緣分,1986年我在校園裏邂逅L先生時,他心裏不但沒有任何芥蒂,反而非常高興,彼此說話都是敞開心扉毫無顧忌。
在中國大陸,城市的區級人民代表是按差額選舉、由選民直接無記名投票產生的。我被同事們推選為候選人,在本選區以壓倒多數的選票一舉當選為阜新市太平區第十屆人民代表,而其他兩位當選代表卻要艱難地經過第二輪投票才獲得足夠的票數。我心裏很清楚,這不是我個人有什麼了不起。
姚文元得意之餘,對胡風的理論著作更入迷了,愛不釋手,讀了一遍又一遍,不少章節,倒背如流。他滿腹胡風理論,遇到不安心本職工作的青年團員,他也要背誦胡風著作裏的原文原句對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哪裡有人民,哪裡就有歷史;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鬥爭;有生活有鬥爭的地方,也就應該能夠有詩。」
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同時(我在「辭」上打了一個引號,因為我太不瞭解他辭職的原因了),在全國上下興起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三位知名學者、作家首當其衝,成為這次批判運動的重點對象,據說他們三個人都是57年的右派。也有人說,方勵之受過批判,但沒有戴上右派帽子。
當我開始時斷時續地寫作本文時,正是1987年的深秋,胡耀邦離開總書記的崗位已經整整十個月有餘了。據說,胡耀邦是在黨內的一次生活會上主動提出辭職的。胡耀邦精力充沛,他辭職顯然不是因為健康上的原因。胡耀邦的突然辭職,在我心裏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李訪梅女士,或者按照退休證上的稱呼,李蘊同志,在彌留之際沒有親眼見到她朝思慕想了將近十五年之久的唯一的兒子,當時是如何的心情?董元良那時已入美國籍。他的英文名字叫RobertTung,也就是首先保留了他的中國姓「董」(Tung),再加上一個「Robert」的名,所以即使在美國,人們仍然稱呼他董先生或董醫生。
李定鑫是獨生子女,父親又是高級知識份子,母親還是開過刀的病人,而且愛人又在上海工作,「四人幫」倒臺以後,根據有關政策,他提出申請,經多方努力,他於1980年調回上海,現在上海市城建學校擔任教師。李定鑫告訴我,他在《解放日報》讀到了一篇針對我的報導,知道已對我落實政策,並知道我已在阜新結了婚。
大約是86年春節期間,我回家探望父母,又在上海見到了高中時代的老同學李定鑫。李是復旦大學高才生,據另一位既是我中學同學、又是他大學同窗告訴我,李定鑫深受老教授老學究們賞識,除了政治和體育,他功課幾乎門門得5分,在全班找不出第二個。5分就是滿分,這個打分標準是從蘇聯照搬來的。
在「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天天大抓階級鬥爭」的年代,人們互相提防,互相猜疑,你揪我,我鬥你。在那個發瘋的歲月裏,天幕下伸出一隻無形的巨掌在悄悄地、不斷地撥弄著人們,友誼失去了光澤,愛情之河乾涸了,鬥爭和仇恨代替了人類一切美好善良的感情。
今天回想起來,當年被阜新市各個法院判過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何其多也!但因為寫小說而判刑,我是第一個,可能也是最後一個。在當時的國家形勢下,判我七年徒刑應該說是很輕的,連我自己都感到意外。例如,曾和我在同一個入監隊的陳俊,因「現行反革命犯罪」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判決書上列出的罪名是分裂黨中央。
我在上海家裏收到了法院的通知,要我速回阜新:「本院對你宣判。」落款的日期是1979年3月15日。但法院的判決書事實上早已製作好,下面的落款日期是1979年2月21日。判決書上說,我因被定為右派分子不滿,「而用寫『小說』發洩對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不滿,雖屬於思想反動,但尚構不成現行反革命犯罪。」
在母親的大力接濟下,我的健康漸漸地恢復了,一年多以後,不但小便能夠自我控制,而且還能挑動一百多斤的擔子。我是全中隊一百多人中收到郵包最多的一個,不但犯人們羡慕不已,連管教人員也對我另眼相看了。
犯人判刑以後,待湊滿一個數,便被押送監獄或勞改隊服刑。但我卻例外地繼續留在看守所,什麼原因我不知道。直到1976年8月上旬,我這才離開阜新市看守所來到了錦州南山監獄入監隊,在那裏關押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期間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唐山大地震,監獄當局似乎有些緊張,採取了一些措施防止萬一發生地震犯人趁機逃跑。
天意助人。我有一個表哥,叫姚牟海,又叫牟心海,是石家莊某中學語文教師,這時正在我家長期養病。他的中文字寫得很好。我請他幫我謄清手稿。我一邊寫,他一邊謄清,等我寫好了,他謄清稿也出來了。
1960年秋天,我正在南開大學農場「勞動察看」。當時集中在這個小小農場「勞動察看」的右派有幾十名,分成若干個小組。我們白天勞動,晚上則是開小組會,不是「政治學習」,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右派勞改經」,天天如此。有一天晚上「政治學習」,「右派」們正在爭先恐後地發言,我卻在小組會上冷場,在一邊偷偷地流覽雜誌。
以市公安局副局長李彥為首的四人專案小組,在阜新又對我的小說重新進行審訊,方式和在天津大同小異,常常對小說中的一句話,甚至一個用詞進行審訊,要我交待其中的「反動思想」。如果我的回答不符合他們的意圖,除了打罵,還常常拿出繩子來捆我,或用手銬勒我。
我1969年冬天離開南開以後,和陳的交往並沒有中斷,每次來天津,不管時間多麼緊迫,我都要去他那裏吃頓便飯,有時就乾脆在他的宿舍裏擠一擠住下來。他也總要到我下榻處看望我。我除了向他請教學問上的事,還利用他在圖書館工作的便利條件,常常開列書名托他代為借閱,其中有些書在當時是只限於「內部」的,如赫魯雪夫的兩部《回憶錄》。
我在上海被提審過兩三次。擔任主審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胖子,穿著漂亮的警服。在他左右兩側,各坐著一名穿便服的人。一個是瓜子臉,細高個子,後來我知道他是阜新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長,叫丁志良。另一個顯然是上海本地公安局的人,他沉默寡言,說的是帶著濃重上海腔的普通話。
我直到1969年冬天才離開南開大學,在該校度過了十三年多的時光。「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幹過各種各樣的活計,如拔草,掃馬路,打掃廁所,掏大糞,等等。當然,我是沒有工資的,每月領取十多元的生活費。我「見縫插針」,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向一位「歷史反革命分子」學習過英語。
我在高中三年的歷史課,其實並沒有學到多少真正的歷史。三年的歷史課,都是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一年級學的是世界近代革命史,好像是從巴黎公社開始的,老師姓張,絡腮鬍子。二年級是蘇聯歷史,老師叫金豈凡。三位歷史老師都顯得很「左」,工作都很積極,但最後都沒有逃脫「無產階級專政」的懲處。
和黃任軻爭論過以後大約半個月,有一天我下晚自習回到宿舍(上海中學地處郊區,學生都是住宿),發現枕頭明顯被人挪動過的跡像,枕頭底下那本書不翼而飛。這本書叫《蟻垤集》,是許傑寫的一部文學評論集,出版於抗日戰爭期間,紙張品質很差。
半個世紀以前,我出生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據說上海曾經被稱作是冒險家和投機家的樂園,可我對投機卻是一竅不通,因為我生性愚鈍。我的腦袋為什麼像一塊頑石不開竅?為什麼我不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去適應周圍的環境和形勢因而常常撞得頭破血流呢?
他穿過了一條條馬路,走過了一家家商店。他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或者正在幹什麼。他像是一個夢遊病者在毫無目的地漫步。他在想些什麼,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已經喪失了運用語言進行思維和綜合的能力,眼前只有感覺和形像在反復交替。但意識卻流動得更快了。
說巧也真巧。就在這場大雪剛剛融化,雪水還沒有乾,正在滴滴嗒嗒地從屋簷往下滴的時候,大學統戰部來了一個幹部,通知他們每人寫一份思想總結,說是要給他們做鑒定。「這回總該給我們摘帽了吧?」王博生一面撲在通鋪上寫總結,一面興高采烈地歡呼道。
他的心沉甸甸的。風透進了苫子。母豬醒了,站起來,走到外圈石槽那裏去吃食。它吃了一會兒,又站到石槽前面拉屎。仍然是消化不好的稀溜便。小豬也都半醒半睡的,正在瑟瑟發抖。他感到腳凍得發疼,便站起來原地踏步,想暖和暖和腳。母豬進來了,笨重地站著,抬起頭懷疑地望望他。
他感到臉上微微發癢。伸手一摸,原來是一線蛛絲。有一個蜘蛛從天花板上降下來,正好落在他的左肩上。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捉住了蜘蛛,拿到面前端詳了一會兒,然後把它放在地上,提起右腳準備往上踩。可是剛伸下去的右腳又猶豫地縮了回來:為什麼要平白無故地把它踩死呢?雖然小得微不足道,但它也是一條生命啊!
他站在卡車裏,安詳地向四周瞭望。忽然,他的胸膛好像被錘子猛擊了一下——他看見了兩隻眼睛,那兩隻眼睛是他在一千雙一萬雙眼睛裏也能立刻辨認出來的。他吃驚地注意到,這兩隻一向明亮得出奇的大眼睛,現在變得像霧一樣模糊不清。啊,她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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