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讀阮毅成先生《八十憶述》,他在小學時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於1905年,幼時在江蘇興化上過私塾,1917年隨伯父、當時有名的律師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縣縣...
今天中國被特權階級的豪車堵滿道路,「老路」、「邪路」都堵死了,無路可走,中國成為一個「堵國」。尋找疏堵之路,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與合資方金港堂經過反覆談判,終於簽約收回股權,商務成為完全中資的企業。
哈維爾提供了一種範例:一個沒有從政閱歷的知識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帶入政治之中。中國的現實遠比當年的捷克複雜艱難,我們有深厚肥沃的專制土壤,我們需要尋求一條從良心出發、告別恐懼的新路。
扼殺一切溫和漸進的改革要求,只會將人民逼上梁山。統治者應該明白,決定時代走向的最終還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軍隊。
兩年前,我在廣東佛山的一條小巷中穿行,無意中看到了簡氏兄弟的別墅,可惜鐵門緊閉,未能進去,透過門縫可以看到深巷之中的這個簡樸別墅,空空的小院中滿地都是落葉。簡氏兄弟,中國企業史上曾經的商戰英雄,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企業一樣都漸被人淡忘。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國權力資源、經濟資源,支配著中國國家命脈的人,如慶親王奕劻、鎮國公載澤、協理大臣那銅等人整天忙於一件事,就是趕生日。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不是到別人家送禮吃飯,就是自己家請客吃飯,為甚麼要請客吃飯?因為幾乎每一天都有這樣的壽辰,有權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麼多的孩子和那麼多老婆,那麼多的姻親裙帶關係,生日還斷的了嗎?幾乎天天都...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國權力資源、經濟資源,支配著中國國家命脈的人,如慶親王奕劻、鎮國公載澤、協理大臣那銅等人整天忙於一件事,就是趕生日。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不是到別人家送禮吃飯,就是自己家請客吃飯,為甚麼要請客吃飯?因為幾乎每一天都有這樣的壽辰,有權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麼多的孩子和那麼多老婆,那麼多的姻親裙帶關係,生日還斷的了嗎?幾乎天天都...
在林昭身後的中國,極權已在弱化之中,但我們面對的現實依然是特殊利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官民矛盾不斷激化,腐敗現象滲透這個國度的每個權力細胞,另一方面民權意識正在覺醒,從層出不窮的維權個案、群體事件到方興未艾的公民參選區(縣)級人大代表等自發行動,都在證明民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今天發生的這一切也將進入世界民權運動史,林昭在天上靜靜地看著我...
在一個媒體缺乏真正的批評自由、動不動就要挨招呼、挨點名的時代,為什麼我們仍然可在媒體上看到一些批評性報導和言論,就是因為這塊土地實在是滿了罪惡,每一天,在各個角落裡都有惡劣的事情在發生,太不缺這樣的新聞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這樣的新聞之後,還會有很多沒有被禁止或來不及禁止的新聞漏出來,可謂天網恢恢、疏而有漏。
現在在中國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無疑是歷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確定的。當然,不在場的人就沒有興趣。而對於我們這些一天天關注這場和平革命的人來說,簡直太讓人激動了。同時,也讓人疲倦,因為看到他們是如何拖延而使人無法預料結局。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齊刷刷地砍下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頭顱,血花四濺,老邁帝國在一片肅殺之氣中,徐徐落下19世紀陰沉的帷幕。
「他們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簡』,可是一個不幸的機會來得太快,就要他們統治全國,就逼著他們參與世界問題的解決,於是乎他們不能不『一邊倒』……更不能不以屠殺為統治全國的最高政策,凡此種種,其病根何一非從一個『陋』字出發?……」
「今老矣,不忍見無辜人民肝腦塗地,若長此遷延又無以對朝廷。君等皆青年,對於國家抱急進熱誠,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艦隊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問,但求還我殘軀以了餘生。」
在1895年之前,四個人的思想並無多少差異,即使孫中山也曾主張走改良道路,他給李鴻章的上書就是最好的證明。可以說,改良是他們共同的起點。
那個時代,他們可以從容地以這樣的句式,公開表達自己對國事的見解,這本身就是文人論政傳統中的一個獨特方式,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遺產。
當艾未未等敢說真話的人們失去自由的時候,正是春天花開的日子。年復一年,春天的到來如此不可抗拒,花開花落,沒有任何人間的權勢可以阻擋。
天下未亂蜀先亂。
純潔的人們的自願犧牲,是對傲慢的暴政最強有力的回答,而這種暴政是上帝和人類所不容的。
伶界商團參加攻打製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發時來不及卸妝,除了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潤這幾位伶界商團的領頭人,前輩武生張來順,武丑馬飛珠,銅錘丘治雲、薛壽齡、夏月華,潘月樵的兒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都參與了戰鬥,他們都表現得很勇敢。
「因為社會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強迫的手段,每每弄到瀰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氣,縱然能由強迫得著預期的結果,也未必就如預期那樣圓滿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這種情緒引起的行為成了積習,更是人類一種痼疾!」
邵飄萍不幸生在一個動盪的亂世,軍閥混戰,政局詭譎,有槍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國徒有國會、總統、憲法,卻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槍桿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開始新聞生涯,15年間,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險,下獄、流亡、封報、流言的誹謗、權勢的恫嚇……這一切他都曾一一飽嚐。
提起陳寅恪,或許人們會想起他那句洪鐘落地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學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稱譽,不太有人會進一步留意他和他所處的時代到底是甚麼關係,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時代人。
通過暴力革命造成的統治合法性隨著歲月遞減,最後必將歸於無有,依靠經濟增長來打造新的統治合法性,也不可能成為最終的保障。
民主的政治與主義政治不但是截然兩事,並且在精神上是根本衝突的。民主政治是人民為主,主義政治是以主義為主,無論主義的內容是甚麼,根據上文一番心理的討論,可知此種政治所耗費的力量,大部份是在主義的宣傳擁護與不許人侵犯上,而不在主義的實行上,特別是如果同時還有別的主義存在而和他爭衡。
昔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同事們,紛紛否定自己的思想,往自身上潑污水,甚至虔誠地接受思想改造之際,真正是斯文掃地,學統淪喪之時,日本人的鐵蹄都未能摧毀的道統就此坍塌了。這是歷史最深的不幸。1949年後,他們中很少有人再寫出甚麼像樣的著作。
身為「五四」一代作家,郁達夫的一生與他生存的時代一再構成衝突,北洋軍閥、國民黨政權、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評的對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覆言說的那種苦悶、感傷和病態,也未嚐不可以看作是社會批判的一種特殊方式。
教育的目的與黨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說來,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在黨的場合,設如人與組織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以顧全組織的利益。
《紐約時報》社論稱,「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
掌握大部份社會資源的強勢集團希望不變,使他們世世代代永葆榮華不變,但是他們內心也清楚,他們可以暫時操控權力、支配資源,甚至遮蔽真相,但是他們決定不了歷史,歷史將按它自身的邏輯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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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5月2日發布的一份新報告顯示,中共越來越多地禁止人們離開中國,包括外國高管。限制出境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用來加強對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眾多工具之一,限制外國人出境成了中共人質外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