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前不久一個中國藏學家代表團訪問英國,稱他們的目的主要是增進交流、消除「誤解」。他們所指的誤解,主要是指西方人在西藏問題上的誤解。毫無疑問,這是目前中共費力折騰的「大外宣」計劃中的一個步驟。筆者在接受BBC記者的採訪中說,中國政府可以派大批代表團出國廣為宣傳,但他們卻不許國內人民聽到達/ 賴/ 喇嘛和流亡藏人的聲音,這種做法加深了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的不公平。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發現,在半個世紀前的反右運動裡遭罪的右派們,其言行和命運,對今天爭取自由民主的我們具有何等的意義。人類的經驗是可以跨代傳遞的,人們需要通過回憶來構建歷史,以指導今天和未來。
斯德哥爾摩有一處私人基金會的住房,其出租條件是:「該住房僅僅租給帶孩子的單身母親。」那處市中心地段的住房,其租金之便宜,幾乎可以視為一半饋贈。其實,瑞典的單身母親沒有住房問題,不管她們是否有職業,政府住房補貼和其他福利,都足以讓她們及其孩子住得寬敞舒服,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法國學者索爾孟所著的《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巡禮》很好讀。讀者不需要懂得高深的數理模型,就能在作者生動豐富的比較與分析之中,認識各國經濟發展成敗的原因。
馮正虎先生: 一兩個月來,我們一直關注你在日本國門外露宿,為維護自己的回國權所做的抗爭。十七年未曾回國,我們這樣的異鄉流亡者,對你的所作所為倍加理解和欽佩。
聆聽周雲蓬,不必要有一雙音樂的耳朵,只要讓我們易感的心,跟著寂寞的他一起去流浪。這位自九歲就失明的盲人歌手,1995年於北京圓明園開始賣唱生涯,像古代的荷馬、高漸離等盲藝術家一樣遊走他鄉。他的歌聲如此悲愴:「這時我們離家去流浪,長髮宛若戰旗在飄揚,俯瞰逝去的悲歡和滄桑,扛著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山鬼》)
在諾貝爾家族裡,有一串各國政治流亡者的名單。今年,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一位來自羅馬尼亞的德國作家──赫塔‧米勒,在流亡作家的獲獎名單上增加了一位女性。
以暴力反抗異族統治,釀成血光之災,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並不鮮見。自1745年清軍橫掃新疆,開始互相仇殺,兩百多年間,國家暴力和民間暴力事件不斷。今年7月5日在烏魯木齊發生的「打遊擊」式的城市暴亂,是一場令人驚心動魄的流血悲劇。
小說家不是上帝,但他們卻能在筆下還原過去的生活,重現甚至創造一個時代。常常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著的和死去的,老的或少的,美的或醜的,在小說家身邊遊蕩。他們哭著或笑著,叫嚷著或沉默著,要求小說家再現他們的身影,並解釋他們的時代與命運之謎。
感謝互聯網,使我這個久居歐洲一隅的人,也有機會看到國內的文藝節目。前不久上海「滿城爭說周立波」的時候,我也好奇地欣賞了被稱為「上海活寶」的周立波的表演。余秋雨曾高度評價這位滑稽演員,說上海「一百年也不一定能出一個周立波」。
莎士比亞筆下的暴君理查三世公開宣稱,他要做一個不擇手段的歹徒;而在共產主義制度中,屠殺民眾的職業劊子手卻賦予自己以「人民領袖」的稱號。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熟讀莎士比亞著作,又經歷了兩次極權主義——納粹和匈牙利共產黨的統治,仔細觀察了共產黨獨裁制度的運轉,得出了這個結論:自命為 「人民領袖」的共產黨,比理查三世那種暴君更虛偽,更具欺騙性。
深為人們愛戴的中國著名翻譯家和學者董樂山先生,臨死前留下一個令人震驚的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董樂山的兒子董亦波在一篇題為《與命運抗爭》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樂山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
220年過去了,法國大革命在它的故鄉,已成為左派右派都推崇的光榮歷史。當年前總統密特朗在其任期內遇上法國大革命200週年,這位左派總統在巴黎大興土木隆重慶祝。後來的右派總統希拉克更有趣,他於2006年10月在中國訪問時,把法國大革命的普遍價值,當作一件珍貴的禮物,送給要搞「河蟹」(和諧)社會的中國領導人。
那天散步時突然發現,我最喜歡的一幢臨海別墅,已經讓新主人給漆成果綠色了。記得多年前的那個冬天,我們一家從香港來到波羅的海之濱。當時,那一幢富有瑞典特色的木屋尚是玫瑰紅的,在大地覆蓋白色冰雪的沉寂季節,特別亮麗奪目。而後幾年,它曾一度是乳白色的。
將此書從法文譯成中文的教授說︰「翻譯索爾孟的書其實是很痛苦的,因為書裡的學問實在是太廣博了。」作為受益于翻譯的中文讀者,筆者也感到隱隱的痛苦︰盡管世世代代比鄰而居,我們很多中國人對這個博大豐富的鄰國卻所知不多。即使本人出國後曾到印度一游,也沒有認真思考過印度文化對世界的意義。長期以來,一味重視歐美的我們輕視了印度,輕視了這個很值得我們學習的鄰國。
從未謀面的曾金燕給我留下的最難忘的印象,是瑞典記者從北京拍攝到的一個鏡頭。
奧地利作家卡夫卡曾說過:「凡是我寫過的事將真的發生。」在經歷過德國法西斯的殘暴、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以及中國可怕的文革之後,世人都不能不承認,卡夫卡的作品貌似荒誕不經,卻具有驚人準確的預言性,因此他被視為極權主義的預言家。
一年復一年,肩負藏民族使命的達賴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前去中國談判,原本年富力強的他已經兩鬢灰白,皺紋滿面。至今為止中藏八次談判,每一次的結果都是零。在最近一輪會談中,特使向北京方面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北京給予藏人社區真正的自治。而北京方面照樣是老調重彈,說西藏早已自治了,並譴責達賴喇嘛要求自治是「搞分裂」,搞「變相獨立」。雙方仍然是各說各話。
去阿里山和日月潭,是我籌劃已久的一次旅行。十月底,趁著瑞典學校放秋假,我獨自踏上了赴台灣的雲遊之路。
就像一個好奇的孩子,我在異鄉的山野海濱,尋找一些美麗的石頭。我一向不屑自詡為「愛國者」,因為那可能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別名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一句中國古訓,我卻沒有忘記。
幾年前我到台灣時,曾在風景優美的中央廣播電台大樓前感慨萬千。那一棟普通的乳白色大樓,就是當年以短波向中國大陸播送「自由中國之聲」的地方。年少的我在文革時期,耳聞目睹了不少大陸人因收聽「自由中國之聲」和「美國之音」,而遭受批鬥、監禁甚至被逼自殺的命運。人類追求真相的天性,是殘酷的鐵網也擋不住的。
一百多年前,諾貝爾的遺囑繼承人拜訪瑞典文學院,希望瑞典文學院按照諾貝爾的遺願,承擔頒發文學獎項的任務。那時,文學院內部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一些院士反對接受這個額外任務,其理由之一就是,他們擔心文學院成為一個世界文學法庭,因為不能勝任從而遭受很多批評,引出許多麻煩。
最初,胡佳的名字是和可哥西裏的曠野,奔跑的藏羚羊聯系在一起的。而後,我們看到這位年輕的牛仔走下青藏高原,走入千瘡百孔的人間,和那些患病的、挨凍受餓的、含冤受屈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們在一起,分擔他們的疾苦並為之抗爭。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他拋下他所摯愛的妻女,帶著日趨嚴重的肝硬化,走進不可測的黑暗囹圄之中。
由張丹紅言論引起的有關德國之聲的大爭論,在德國引起廣泛的討論,進入更深層的思辨階段。
那一天是法國人的嘉華年。八月十五日,巴黎隆重紀念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六十週年。一系列激情四射的活動,如重現當年人民夾道歡迎的入城儀式,大型演出、閱兵授勳、詩歌圖片展覽以及為死者鳴鐘儀式,把人們帶回到六十年前重獲自由的狂歡時刻。
2005 年5月,我受「德國之聲」和波恩中國學會的邀請,在萊茵博物館參加了一個題為「文革——強制的遺忘」的研討會。當時做我的德語翻譯的,是一位風度良好、待人友善的年輕女性,她,就是最近因發表關於中國的言論被停止播音,從而引起軒然大波的「德國之聲」電台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
那天一個朋友來電說,這次奧運開幕式令他憶起可怕的文革。當年他作為北京的小學生,被迫參加大型團體操或舞蹈表演,用花環組成各種圖案,向毛澤東敬獻忠心。這種將政治藝術化的表演形式,體現的是失去個性的絕對服從,以貌似崇高的氣氛展示黨國的權威。
在大地震令人類陷入悲痛之時,詩人朵漁說:「今夜,天下寫詩的人是輕浮的。」儘管如此,四川地震發生後,詩歌就如白色的雛菊,一夜間在各網站遍野綻放。這是因為,詩歌這種形式短小方便,適合人們即興寫作,及時表達他們與災民同在的良知和哀傷。
化妝師的巧手可奪天工,他們運用各種化妝手段,將容貌有缺陷的人進行重塑,調製得美麗非凡。現代公關業也有類似化妝師的功能,公關人員利用傳播等公關手段,行使宣傳引導、形象管理等各種職能。在中國歷代共產黨人中,周恩來無疑是天生具有公關才能的人,他終其一生,以形象的魅力和應付自如的外交手段輔佐專制暴君,給中國帶來過巨大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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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近些年來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境況越來越嚴峻。《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數據分析顯示,畢業生的困境可能比之前想像的還要糟糕得多。推算結果顯示,現在可能會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年輕畢業生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