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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於5年裡,社會與新政權的對峙暫告一段落。列寧於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風以來,他就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圍繞繼承權的內鬥,在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政治活動中占據了很大部分。同時,社會也在舔舐著自己的傷口。
新刑法典中制定的新刑罰之一是終生流放,而如果返回蘇聯,就會立即被槍決。早自1922年起,這種刑罰就作為一項長期放逐行動的一部分,被付諸實施。此行動影響了近200位被懷疑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知名知識分子。他們中有很多是參與反飢荒社會委員會的顯要人物。該委員會於當年7月27日遭到解散。
1922年6月6日,莫斯科上演這些法律上的滑稽表演數週後,一場自二月底以來就在報刊上宣布的大型公審開始了:34位社會革命黨人被指控從事「針對蘇維埃政府的反革命恐怖活動」,其中最突出的是1918年8月31日刺殺列寧未遂和參與坦波夫農民起義。被指控者當中包括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例如以亞伯拉罕‧戈茨(Avraham Gots)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Dmitry D...
俄國已知的上次大饑荒發生在1891年,影響了多數相同地區(俄國中部、伏爾加河下游和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並導致40萬至50萬人死亡。國家和社會基本上都為了挽救生命而奮戰。一位名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ch Ulyanov)的年輕律師當時住在薩馬拉──受飢荒影響最嚴重的一個地區的首府。他是當地知識界唯一一個不僅拒絕參與援助飢餓...
科學主義將被徹底剷除和清算,這是其不可抗拒的歷史宿命。
當局似乎在奉行不惜一切代價以飢餓迫使農民屈服的政策。面對當局的這種態度,較開明的知識分子開始作出反應。1921年6月,農學家、經濟學家和莫斯科農業協會的大學講師們成立了一個反飢荒社會委員會。在首批成員中,有傑出的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yev)、曾任臨時政府食品部長的謝爾蓋.普羅科波維奇(Sergei Prokopovic...
1921年春布爾什維克政權其它最優先的行動,包括「平定」所有落入農民手中的地區。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圖哈切夫斯基將軍領導「肅清坦波夫省安東諾夫分子的行動」。有近10萬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許多契卡特別小分隊,並配備有飛機和重型火炮。圖哈切夫斯基以異乎尋常的暴力,對安東諾夫部隊發動了戰爭。他連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代表委員會主席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大...
在該國的另一端,在舊首都彼得格勒與新首都莫斯科,1921年初的局勢幾乎一樣具有爆炸性。經濟近乎停滯,運輸系統逐漸陷於停頓。大部分工廠被關閉或因缺乏燃料以半速運作。對城市的食品供應有完全停止的危險。所有的工人都在街上、在周圍村莊裡搜尋食物,或在冰冷、半空的工廠內閒坐著並交談。由於要用物品換取食物,其中很多工廠已被搬空。
1920年底,布爾什維克政權似乎勝利在望。白軍的殘餘部隊已被擊敗,哥薩克人也遭遇挫敗,馬克諾的分遣隊正在撤退。儘管對白軍的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但新政權與大部分人之間的衝突在日益激化。1921年頭幾個月,對農民的戰爭達到高峰。當時,各省實際上並未完全被布爾什維克掌控。在坦波夫省──西西伯利亞的伏爾加河諸省(也包括薩馬拉、薩拉托夫、察里津和辛比爾斯克)之一,布爾...
對囚犯和人質的屠殺,屬於規模最難衡量的暴行。他們被扣留,僅僅是基於他們「屬於一個敵對階級」或「在社會上不受歡迎」。這些屠殺是1918年下半年「紅色恐怖」邏輯的一部分,但是規模更大。布爾什維克拿一種說辭來不斷地為這些基於階級的屠殺辯護。此說法聲稱,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為了協助這一艱難的誕生,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在農民與布爾什維克當局鬥爭的一系列事件中,「De-Cossackization」──將頓河和庫班河的哥薩克人作為社會群體系統性地消滅,占有特殊的地位。一個新政權首次根據共同責任的原則,採取一系列措施,專門消滅、滅絕和放逐一整塊地區的人口。這一地區,蘇維埃領導人已習慣稱之為「蘇維埃的旺代」。
無論工人戰線在戰略上是多麼重要、多麼具有象徵意義,它也只是內戰中諸多內部戰線中的一個。對綠軍即反徵用和徵兵的農民的鬥爭,往往要重要得多。目前首次公開的契卡特別部門和共和國內衛部隊報告,揭示了這場「骯髒戰爭」異乎尋常的暴力所造成的徹頭徹尾的恐怖。這場戰爭已不再只是紅白兩軍之間較為顯著的衝突。契卡特別部門和共和國內衛部隊的任務,就是懲處逃兵、鎮壓兵變和農民暴亂。
在所有的鎮壓性事件中,被新政權最精心遮掩的是對工人動用的暴力。而布爾什維克當初就是以工人的名義取得政權的。自1918年起,這些鎮壓在隨後兩年里加劇,並於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知名事件中達到高潮。自1918年初起,彼得格勒的工人已表現出對布爾什維克的蔑視。在1918年7月2日總罷工失敗後,在布爾什維克逮捕許多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後,1919年3月,這個前首都...
俄國內戰,通常被當作紅色布爾什維克與白色君主主義者之間的一場衝突來分析。但實際上,軍事對峙前線後方所發生的事件要重要得多。這是內戰的內部戰線。其特徵首先是由每一方所進行的各式各樣的鎮壓。紅色一方的鎮壓更具普遍性和系統性。鎮壓針對的是反對黨或反對派團體的激進政治人物、因不滿而罷工的工人、逃離部隊或逃避徵兵的逃兵,或者很簡單地針對碰巧屬於「嫌疑人」或「敵對」社會...
對於這首波紅色恐怖巨浪的受害者人數,要找到一個確切數字是不可能的。契卡主要領導人之一拉齊斯(Latsis)聲稱,1918年下半年,契卡處決了4,500人,並帶著些許玩世不恭的語調補充說:「如果契卡可以被控告的話,它不會被控過分熱衷於處決,而是被控未能滿足實施這種最高處罰的需要。從長遠看來,鐵腕手段能夠減少成為犧牲品的人數。」1918年10月底,孟什維克領導人...
8月30日的兩次暗殺企圖──一次針對彼得格勒契卡頭目烏里茨基(M.S.Uritsky),另一次針對列寧──似乎證實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這種理論:一個真正的陰謀正威脅到他們的存在。事實上,現在看來這兩起事件之間沒有關聯。第一起是由一名年輕學生按照根深蒂固的、平民革命恐怖之傳統所實施的。他想為一位官員朋友之死復仇。這名官員幾天前被彼得格勒契卡所殺。
「布爾什維克公開表示,他們已經時日無多」,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卡爾.赫爾弗里奇(Karl Helfferich)1918年8月3日告訴其政府。「實實在在的恐慌壓倒了莫斯科……可想像得到的最瘋狂的謠言正甚囂塵上,是關於所謂『叛徒』的。他們被認為正躲藏在城市周圍。」
1918年春強化專政造成的政治影響包括:完全關閉一切非布爾什維克報紙、強行解散一切非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逮捕反對派領導人,以及殘酷鎮壓眾多罷工。1918年5月和6月,反對派社會主義者的報紙中有205家被最後關閉。在卡盧加、特維爾、雅羅斯拉夫爾、梁贊、科斯特羅馬、喀山、薩拉托夫、奔薩、坦波夫、沃羅涅日、奧廖爾和沃洛格達,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占多數的蘇維埃遭強...
1918年4月11日至12日晚,契卡發起了首次重大行動。當時,一千多名特種部隊小分隊人員,向莫斯科約20個無政府主義者據點發動猛攻。經過數小時的激戰,有520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捕;25人被作為「土匪」就地處決。「土匪」一詞從此即特指罷工工人、逃避徵兵的逃兵,或抵制強制徵糧的農民。
契卡當時起步低微。1918年1月11日(公曆1月24日),捷爾任斯基捎信給列寧說:「儘管我們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我們發現,目前的情況是無法容忍的。我們什麼錢都沒有。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沒有麵包、糖、茶、黃油或乳酪。要麼採取措施批准給我們像樣的口糧,要麼給我們權力徵用資產階級的財物。」捷爾任斯基招募了約100名男子,其中大多為軍中舊黨、波蘭人和來自波羅的海諸國...
作為一個「非常委員會」,契卡後來盛極一時,行事沒有絲毫法律依據。和列寧一樣,捷爾任斯基只想不受約束地行動。他以如下的驚人方式作了描述:「是生活本身給契卡指明了走向。」在這種情況下的「生活」意味著「群眾的革命恐怖」,即被很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激烈煽動的街頭暴力。他們暫時忘卻了其對民眾自發行為的深刻不信任。
布爾什維克訴諸於群眾的革命自發性,在實踐中是一種難以運用的手段。暴力和報宿怨廣泛存在,武裝搶劫和洗劫商店也是如此,特別是洗劫冬宮的地下庫存和賣酒精的商店。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現象變得十分普遍,PRMC只好按照捷爾任斯基的建議,設立了一個打擊酗酒和內亂的委員會。12月6日(公曆12月19日),該委員會宣布彼得格勒進入緊急狀態,並實施宵禁,「以結束由偽裝成革命者...
新的布爾什維克權力結構相當複雜。它公開聲稱的「蘇維埃權力」,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代表行使,而政府的立法機關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SNK)。它拚命要在國內和國際上贏得一定的合法性和認可度。政府也有其革命組織,是以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PRMC)的形式出現的。它在實際奪權中極為重要。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從最開始就在PRMC...
自1903年成立以來,布爾什維克黨就一直身處俄國和歐洲其它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為它意欲從根本上打破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也因為它把自己視為一支高度結構化、紀律嚴明和優秀的職業革命者先鋒隊。如此一來,布爾什維克就與孟什維克和歐洲其它社會民主黨完全對立起來。後者允許大批人加入,也容許迥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但未復興沙皇政權和加強社會殘缺的凝聚力,反而無情地揭示了一個獨裁政體的脆弱性。該政體被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所撼動,並進一步被搖擺於不充分讓步和回歸頑固保守主義之間的政策所削弱。這場戰爭也突顯了經濟現代化不完善之弱點,這一現代化依賴於資金定期流入、專家和技術。最後,這場戰爭加強了俄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即權力和工業中心與基本上獨立的傳統社...
「隨著共產主義的崩潰,證明十月革命具有『歷史必然性』,也逐漸喪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終成為一個『正常的』歷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們社會中其他每個人一樣,歷史學家似乎不願拋棄這個元年創始神話(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國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從這一年開始。」
在赫魯曉夫發表演說前,對共產黨人所犯罪行的譴責,僅來自他們的敵人、托洛茨基主義異見者或無政府主義者;而這種譴責並非特別有效。共產黨大屠殺的倖存者和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一樣,同樣強烈地渴望作證。然而,倖存者非常稀少,尤其是在法國。在那裡,對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切實體驗,僅直接影響到幾個孤立的團體,例如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區的「我們身不由...
1956年2月24日晚,官方承認共產黨罪行的第一個轉折點來臨。當時,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共第20屆大會上走上講台。大會議程是閉門進行;只有大會代表在場。在一片鴉雀無聲中,代表們被所聽到的驚得目瞪口呆。只見黨的第一書記在發言中系統地廢除了斯大林作為「各族人民的父親」、「天才」的形象。30年來,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
和普通娼妓一樣,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被誘騙加入宣傳戰的行列。1928年,馬克西姆.高爾基(Maksim Gorky)應邀到索洛維茨基群島(Solovetski Islands)「旅遊」。這是一座實驗性集中營,可能會「蛻變」(借用索爾仁尼琴的話)成古拉格系統的一部分。回來後,高爾基寫了一本書,為索洛維茨基集中營和蘇聯政府歌功頌德。1916年龔古爾文學獎(Prix ...
對恐怖和獨裁——當權共產黨人的關鍵特徵進行分析,並非易事。讓.艾倫斯坦(Jean Ellenstein)把斯大林主義定義為希臘悲劇與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結合。這個定義有其吸引人之處,但沒有說明共產主義實踐的純粹現代性。共產主義的極權影響不同於獨裁統治以往的存在形式。把它們進行比較對照,可能有助於將共產主義放到一定背景下加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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