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6日电】中共老人帮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残酷镇压了北起内蒙、南至广东的民运，诸如“偏执”、“不理性”和“嗜血”等字眼都不足以解释北京最高层当时内心的震怒。邓小平在事后六月九日召见戒严部队干部时曾说，“这是必要的”，而此话意所何指？
●担心的是自己权力 惧怕的是自己人民
驱使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痛下杀手的原因，可能在于一种要命的觉悟，即“我们已经看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他们自知其权力已岌岌可危，套句他们自己的话，这些老革命家曾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小撮阴谋分子”，但最终仍能扭转不利处境而得逞，这正足以解释他们对沸沸扬扬的民运采取如此反应的原因。老人们所担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所惧怕的是自己的人民；而他们在受到时任总理的李鹏等人煽动同时，还必须克服最高领导班子内部的反镇压势力，也就是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三人。随着他们内心深层的忧虑更趋严重，终于注定了民运以悲剧收场的命运。
老人们在文革时期的狂暴中学会了惧怕动乱；但他们所谓的安定，却是一种由他们自己和共产党主控大局而无任何挑战的状态。只要这种状态受到威胁，那么他们就会以一贯有效的手段对付，那就是武力。他们在听说有数百万群众公开反对他们的时候，必然感到惊惶；而直到如今，中共政权也就是在这种对其人民相同的恐惧心理下，将北京天安门广场视如一个随时可能引爆从而在全国产生连动效应的雷区。共产党已经无法以非暴力手段来对待它所视为威胁的组织，而法轮功信徒们正是个中的例子。
回溯八九年当时，民运人士和外国记者都对这些党内元老作了误判。当元老们在电视露面并需要护士搀扶才能坐下时，大家的反应是嘲笑以对，殊不知这些老人其实十分清醒，这由近日公布的“天安门密件”即明白可见。老人们知道，广场上的年轻人正快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
他们在人民日报刊登四二六社论之后，又看过北京军区四月二十九日的“动态清样”。社论内容几乎是逐字重复老邓前一天召集领导班子开会的谈话。李鹏在会中警告老邓，“矛头现在正对着你和老一辈革命家来了”。老邓立即作出总结：“这是个有计划的阴谋，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此后这成了老邓的标准说法，并在六月九日召见戒严部队时定下了调子。
●软处理主张被否决 对付挑战惟有武力
老人们所接获的许多报告中指出，人民的不满有其理由。动态清样引述两百名解放军指战员的话说，二十七军战士在学习四二六社论时曾建议，要平息“动乱”就必须处理干部腐败问题。河北省另一个军队的学习组建议，“增加教育经费”，而内蒙的学习组则建议，“对学生只能用教育和引导的方法”。
这些“软处理”的主张与当时政治局常委赵紫阳、胡启立和乔石三人的立场一致。乔石四月二十八日曾说，学生们的“动机主要还是理想主义和关心国家”；当时的副总理田纪云则观察指出，“最近流传许多和‘太子党’、‘秘书党’和‘驸马爷’有关的说法，让人民反感。党已经堕落到严重程度，如果我们不能在党内整顿，那就不能摆脱腐败现象，动乱也会不停地发生”。
如今唯一健在的元老薄一波出席了八九年五月八日的领导会议，会中李鹏谈论了自由派学者方励之夫妇所策动的“阴谋”，而薄一波可能附和了这种论调。但他坚称，北京居民支持学生；他并提醒与会领导人，共产党以往是因为“造福人民”才能得到广大的支持，如今却因贪污而败坏了形象。他说，处理腐败问题才是“从根本消除动乱”的唯一办法。
但薄一波孤掌难鸣，不久也软化了立场。另一方面，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中透露，广场学生流传着一份升官图，其中列出干部子弟占据部级或更高职位的名单，证实了田纪云的警告。杨尚昆说，这份升官图“对党和政府的威望伤害很大”，邓小平对此也火冒三丈。另一名元老姚依林则称：“我们是执政党，我们有权接受好的选择…如果有必要动武，就该这么作。”另一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元老王震也随即帮腔，宣称解放军若不维持秩序，那么又有何用。他说：“这些人自讨苦吃，对他们不必手软，这些小鬼子身在福中不知福…。”
●老邓下达动武指示 目睹共军开枪扫射
老邓在六月二日预言大难临头，包括内战、军队各立山头、血流成河和几亿难民外逃在内。他对杨尚昆下达动武指示时说，军队必须用在一切需要的地方，但天安门广场例外，然而此话不可从表面来理解。正如当年希特勒从未明白指示屠杀犹太人，同时中共目前也未下令虐待法轮功门徒一般，领导人物的上意需由下级揣摩。
此时所谓“我们已看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真意已不难理解。让这些老人帮想法一致的原因，在数十年的苦难经验，包括革命、抗战、解放战争和毛泽东整肃各时期亲朋天人永隔的遭遇在内。这使老人们成了劫后余生，内心的欣喜、释然、胜利感和罪恶感复杂交织。他们将自己打下的江山视为应得的战利品，不容他人鸠占；而当革命队伍内部出现反对现象时，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就更加严重。
因此吾人必须将天安门悲剧视为中共领导人对人民进行的权力斗争，而非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当时的学运是以非暴力方式进行，但从元老们惊恐的角度来看，动乱既已扩散，那么就别无选择。笔者六四当天早上十时二十分，曾眼见共军对着北京饭店前的人群开枪扫射，即连救助伤者的医生、护士都无法幸免，而至今这些死者的埋尸地点还不为外界所知。毕竟邓小平六月二日曾警告：“如果他们不离开广场，就要为后果负责。”王震在这个会议中提及他早年“枪林弹雨”的遭遇时，可能回想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当时他新婚甫二周的妻子遭国民党处决。王震在会中所说的一句话也许可用作天安门死难人士的墓志铭：“谁要想推翻共产党，谁就该死后曝尸。”
(亚洲周刊特别报导 中央日报张佑之译，作者梅兆赞Jonathan Mirsky为前泰晤士报资深记者，八九年因采访天安门事件而获颁英国年度最佳新闻从业人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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