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对新闻自由的禁制和反禁制连续不断。
袁世凯在他执政的四年多，先后颁布了多种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令。1914年12月制定的《出版法》，比箝制舆论的《大清报律》更加严格。1912年全国有五百多家报刊，袁氏《出版法》出笼之后，大部分报刊因遭受封杀或不善经营而停刊，继续出刊的只有一百多家。上海《时事新报》、长沙《大公报》、天津《民意报》等，都被扣上“言论激烈”“议论悖谬”“无端造谣”等罪名查封，编辑记者多人被捕甚至被害。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出版法》的压制舆论，遭到新闻出版界的强烈反对。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对新闻出版的控制稍有松弛，到是年底，过去被封的和新办的报刊纷纷复刊和创刊，全国报刊又达三百多家。
不过北洋军阀政府并没有开放言路。1917年6月张勋，率兵入京迫走总统黎元洪，在短命的复辟十二天内，就查封了北京十四家报社。其后段祺瑞政府因八家京报报道了政府向日借款的消息，就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予以查封。北洋军阀政府这些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时候，新闻界深感“结合报界”共同奋斗的必要性，于是在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全国报界联合会”，通过“维护言论自由案”。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创办地区性的新闻界团体，“争取新闻自由”“要求政府勿任意干涉报馆”，是许多新闻团体共同奋斗的目标。
争取新闻自由关键性的一着，是打破加于自由的枷锁。在当时，这副枷锁就是袁氏《出版法》。对此，全国新闻界是有共识的。1922年10月北京七十二团体联合发动了废止恶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派出代表蔡元培等分赴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对《出版法》“顺从民意，慨然废止”。当时还成立了“言论自由期成会”，多次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
1925年6月，上海发生《东方杂志》因报道“五卅惨案”而被租界当局援引袁氏《出版法》判保二百元的事件。这事件引起新闻界极大愤慨。上海新闻出版界团体联合声明，表示抗议，并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废除袁氏《出版法》。北京新闻文化界在中山公园召开“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大会，通过请求废止《出版法》的呈文，并派代表分赴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同时上书的还有上海公团联合会。他们得到了全社会包括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北京政府内一些要人（主张另订《保护出版条例》）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系列的抗争，迫使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于1926年1月宣布废除袁氏《出版法》。
从1911到1926，即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五年，史称军阀统治时期。何谓军阀？即拥兵自重，自成派系、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军人或军人集团之谓也。当时从大袁世凯到后来的一个个小袁世凯，都是这样的军阀。从他们对待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态度看，这些军阀是专制野蛮凶恶的。但是在他们的治下，毕竟还存在着民间报刊或称非官方报刊，毕竟人民在受压迫时还可以抗诉，毕竟还可以组织团体进行抗争。比起不许民间办报，不许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的中共政权，究竟谁更专制、谁更野蛮、谁更凶恶、谁具有更高度的军阀性？
当年限制新闻自由的袁氏恶法，北洋军阀在人民的反对下终于废除了，但现在香港限制市民自由的恶法（《公安条例》）虽然不得人心，万众声讨，却死硬地不让修改，特区政府背后专制主义者的超级军阀相不是表露无遗了吗？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新闻圈伸展开去，把“五四”对照一下“六四”，就更容易找到答案了。1919年的“五四”，北京学生举行反政府大示威，火烧赵家楼（外次曹汝霖的公馆），拳打章宗祥（驻日公使），政府不准军警放一枪，抓了学生三十二人，三天后就释放了。而“六四”，学生只动口，不动手，没烧中南海一楼一堂，没掴邓小平李鹏一记耳光，却遭坦克机枪屠杀，还有一大批人被捕、坐牢、被通缉……比诸中共政权的凶残暴戾，是否大小北洋军阀都应当自叹不如、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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