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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红八月铁证渗血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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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红色恐怖狂飙,从教师扩展到普通市民,工人陈彦荣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三十多年来,红八月杀戮真相被扭曲,但陈家长子留下领尸体的字条,为历史作证。

据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道,中国的红卫兵自豪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称为“红八月”,当时有几千个北京人被红卫兵杀害。还有大批人被打后自杀。但是,即使在文革后,他们的名字和死亡都没有被媒体报道。对文革受难者,当局只报道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做法,使得他们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文革的大图景也被扭曲了。

可是,“红八月”红卫兵杀戮的铁证并没有消失。人们也不会忘记,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以及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支持。接着,北京校园的暴力迅速蔓延。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打死。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万众瞩目之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

会后,红卫兵暴力急速升级。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沙坪、第八中学的华锦、第二十五中学的陈沅芷、师范学院附中的喻瑞芬、师大二附中的靳正宇和姜培良、外语学院附中的张辅仁和张福臻、景山学校的李锦坡、第六中学的徐田,宽街小学的郭文玉和吕贞先等一批教职员工被打死。同时,被打对象从教育界扩展到和平居民。

陈彦荣就是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普通工人。陈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一百零九号,恰恰位于红卫兵运动发源地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附近。八月二十七日傍晚,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来到陈彦荣家,勒令交出金条、手枪和“变天账”。搜查以后,甚么都没发现,他们就把陈妻刘万才刚包好准备作晚饭的饺子全部摔烂,再把陈彦荣夫妇带到北大附中校内。红卫兵把他们绑起来,用铁条和铜头皮带抽打,同时问:“你是不是地主?”“你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拷打从晚间九点一直进行到深夜。凌晨一点,三十七岁的陈彦荣死在妻子面前。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一名老年女性。

北大附中是文革中最早殴打老师的学校。红卫兵殴打怀孕的女校长,把她从桌子上踢下来,还把数位教职员打成重伤。该校也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产生地。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那里不但被骂为“混蛋”,有的还遭到野蛮殴打。这副对联流传全国,伤害了无数年轻人。一名当时到过附中的北大学生说,那里的气氛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场”。多间教室里都在打人,不时听到被打者的惨叫声。有一个红卫兵鞋子和腰间的铜扣皮带上都沾满血,高声叫嚷,称他的皮带“吃荤不吃素”。有目击者说有一具尸体摆在校内空地上,有红卫兵骑着摩托车(抄家所得)在尸体上辗过来辗过去,是否那就是陈的尸体?

陈彦荣的妻子被放回家时,红卫兵对她说:“回家拿二十八元钱来。”这是当时火葬收费的价格。陈家长子陈书祥东借西借,凑齐了这笔钱。他在清华附中工作,要去北大附中为父收尸,按照当时规矩须有工作单位的“证明信”。清华附中红卫兵给他开了一张证明信:“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此致敬礼。清华附中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陈书祥拿着这张“证明信”来到北大附中。校内殴打还在进行。他徘徊再三,未敢进去。后来,北大附中红卫兵来他家取走了这笔钱。陈彦荣的尸体被火化后,骨灰没有保存。当时对被打死的人,火葬场都不准保留骨灰。但是,这封领尸证明信留了下来。

这张领尸证明信表明了红卫兵运动的暴力程度,也表明了红卫兵当时如何掌握着行政甚至生杀大权。他们打死人,既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不需要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打死人,他们不觉得惊慌,更无罪恶感。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出处理尸体的“证明信”,盖上红卫兵的图章,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不把打死人当作甚么了不起的事情。事实上,在陈彦荣被打死的前一天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毒打了十多名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在会后跳烟囱自杀,时年二十六岁。

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当年的北大附中红卫兵向陈彦荣家表示道歉。文革后,北大附中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在文革中受了迫害。在文革第一年她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表扬,红极一时。

红卫兵领袖不提当年凶

后来,残酷的“革命”把她父母那样的高级干部扩大为打击对象,也确是事实。但是,她绝口不提掌权时她的“红旗战斗小组”在校园里外所进行的杀戮,也一字未提他们对老师和同学的毒打,更没有表示歉意和悔过。八月杀戮对普通人造成了巨大的恐怖。文革横行肆虐,但是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十亿人中,在文革后能找到的反抗者寥若晨星。恐怖是无人反抗的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打死陈彦荣是“必要”的吗?肯定不是。在当时,没收私人手中的黄金和房产,销毁书籍和文物,改组学校,用和平手段也可以做得到。但文革领导者却使用了暴力,这不能仅用他们改造社会的需要来解释,还需要理解他们的特别嗜好。杀戮就是文革领导者的目标之一,破坏和迫害令他们愉悦。在拍摄于六六年的多部纪录电影里,可以清楚看到:这些领导人当时都已不年轻,但他们的笑容比中学生红卫兵还要灿烂。

对于六六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至今没有细致如实的报道和描写,也就难有好的分析和诠释。有一种看法,认为文革所以发生是中国封建影响所致。其实,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像六六年夏天那样杀人。北京“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像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一点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由刽子手行刑,就由一伙红卫兵劈头盖脸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是前所未有的。

*王友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高级讲师

(转自<<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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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2-15 9: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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