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中国这样实行严格的言论箝制的社会，每天只能看按主旋律的要求出版的报纸、杂志和播出的电视节目，但只要是有心人，仍然透过极为有限的冰山之一角，从电视上和出版物里，发现令人震惊的事件。从三月底开始，《山西青年报》、《周末》、《羊城晚报》、《齐鲁晚报》、《滇池晨报》、《人民公安报》等媒体都报道了一件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年仅20岁的农民李绿松，因为经常举报农村中的种种黑暗现象，于1999年12月11日突然被传唤到山西省岚县公安局，理由是涉嫌盗窃了县政府机关大门口的牌子。而直到小伙子因濒临死亡被释放，公安人员也没有澄清事实的真相。
《南方周末》对此执法违法、恶性伤人的事件进行了跟踪采访和报道。众所周知，在大陆，警察是经常故意寻找借口乱抓人的，有时根本不用任何借口。此次抓李绿松，不过是想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教训教训不愿安分守己地做顺民的好事多嘴的人。这个20岁的年轻农民，在看守所里被用各种刑具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被捆得紧紧的，他的周围站着一些人，一个个面目狰狞。小伙子只认识其中一个叫杨旺元的副局长。李绿松从进了看守所后，除了被审讯和挨打之外，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以为有副局长在场，警察们总该收敛一点儿吧。于是他就向公安人员要饭吃、要水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姓杨的副局长不但没有给饭吃给水喝，反而恶狠狠地说：“尿也不给你喝。”小伙子急了，就骂这些丧失起码人性和职业操守的警察“你们是狗官、贪官，操你们家娘！”他还唾了这些警察。姓杨的副局长居然又说：“老子让你永远不能唾和骂！”于是，警察们找来钳子、刀子想撬开他的嘴，小伙子死不张口，他们就用电棍第六次把小伙子打昏。当小伙子再一次醒来时，满口是血，嘴痛得无法忍受，想说话却发不出声，这才使他意识到，原来他的舌头被割掉了半截，鼻子也挨了刀。
整整12天，李绿松一直戴着手铐和脚镣，被捆在监号的门板上，双手和双脚浮肿，口腔溃烂，身上的伤疤也烂了，臭气熏人。他不吃不喝，靠强行灌流食。12天后，警察们看小伙子被折磨得快不行了，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就把奄奄一息的李绿松送进了岚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检查，他的伤势触目惊心：舌头被割去1.2—1.5厘米；鼻尖有S型伤痕；双脚踝、脚后跟、手腕处都有大面积的伤疤和很厚的血痂；臀部和后腰也有多处伤疤。他入院后的状态在医院的入院病历中记载有：“消化道出血，营养不良，褥疮，不言不语，不吃，以鼻饲、输液支持，……”不到半个月，他原来150斤的体重，只剩下50多斤，用骨瘦如柴来描述也决不过分。虽然李氏父子以公安局非法抓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理由，上告至县检察院，但是四个多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任何就此立案的消息。
这些公安人员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就在于这是一种制度性行为，他们知道官官相护的规则，何况这是为了咱政府的高大形象呢！往小里说，这是维护县政府的权威；往大处想，这是为了中共政权的安全。有了这些崇高的目的，无论多么残忍，也不会得到公正的追究和制裁，反而会受到制度的保护甚至怂恿。要不然，何以解释此类暴行的绵绵不绝。这种割掉人的舌头的残忍暴行，决不是某个职业道德低下或生性残忍的政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极权社会的统治者的集体行为和制度行为。为了维护专制权力，再残忍的暴行在极权者看来都是可行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目的崇高就更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已经是在独裁之下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共同心理和行为常态。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会议，谈到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时居然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1989年，邓小平为了中共政权的安全（稳定压倒一切），不惜出动全副武装的军人屠杀和平请愿的手无寸铁的民众。所以，那些割掉李绿松的舌头的公安人员，非但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说不定日后还会被加官进爵呢。
这起为了封人之口就残忍地割掉人的舌头的事件，发生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不能不令人想起文革中，同样是为了封人之口，辽宁籍的张志新在处决前被割断了喉咙，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在被处决时，用竹签子穿透她的双唇和舌头。最近，大陆对自由知识界进行口诛笔伐，对出版界严加整顿（措施包括禁止发行、关闭出版社、停业、撤职甚至逮捕），《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文革式的声讨文章，加之以开除公职、停止授课、中断研究项目的政府资助等手段，无非是为了打压还敢于直言的人。
这种极权社会的箝制舆论的高压，连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也未能幸免。九七之后，香港原有的舆论自由的空间日益萎缩，老报人金庸、徐四民，全不顾及他们在香港的多年新闻从业经验，也不顾及他们作为保障言论自由制度的最大受惠者的事实，出卖良知地先后发表有违于言论自由、讨好中共政权的言论。金、徐二人的言论，善意地想是因为岁数大了，老糊涂了；往恶里想就是被收买了。谁让自己偏要在大陆也混个体面而安全的社会地位呢。他们的言论与大陆的政协委员们的表态已经没有根本的区别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特别是金庸，简直就是自我作贱自我嘲讽。他笔下的人物的那种侠风道骨、肝胆柔肠，尽管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虚假圣洁，毕竟还感动过许多人。但是作家本人却太精于世故人情和利益计算，还没等大陆的高官们提出要求，先就耐不住寂寞地急于“自我约束”且教导年轻一代了：要新闻从业者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可也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保卫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向枪杆子学习正是深得老人家教导之三味，且有发扬光大之创造性。
这也让我想起了《人民公安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李绿松事件的报道。这篇出自《山西晚报》的一名记者的笔下，他曾于4月24日跟随山西省公安厅的官员去医院看过李绿松，他居然写道：“记者看到李绿松的舌头没断”、“如果李绿松戴上械具后安然不动，一般不会造成这样大面积的伤害”……显然，这位记者丧失了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作为一个人的起码良知，甘愿充当野蛮政府的驯服工具。不知道这篇报道是否符合金庸老先生最新的新闻从业标准？
最近，中共驻港官员王超凤，居然在中央政府信誓旦旦要求驻港官员不得干涉港人自治，且有《基本法》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因为某媒体对台湾当选副总统吕秀莲的采访，公然警告香港的新闻界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可以发表。在言论自由已经融入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的香港，他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极权政权的支撑。
以当今的国际环境而论，中共在无力对香港的言论自由进行公开的或直接的强行管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类似特首选举式地的方式来操纵立法进行限制。如果达不到暗中操纵立法来限制言论自由的目的，中共最起码可以通过类似王超凤式的警告和金庸式的利益收买，使香港的新闻界保持一种明智的“自我约束”，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在古代的专制社会，维护政权的手段除了暴力之外，靠的是愚民和大众的沉默。或者说，古代的专制还留给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而现代的极权统治则连沉默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它强迫人们表态；它对人的控制和追查深入到人的大脑的最隐秘之处，甚至连梦都不敢做错；它或强迫或贿赂，让人对自己的良知说谎。这是最残忍的剥夺。因为如果被统治者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至少其良心能得到无奈之中的最后一点点道义上的安慰，沉默的同谋总要比公开的辩护少一点无耻和残忍。但是极权主义连这最后一点点可怜的自我安慰都给剥夺了。
在当今世界，大陆中国一定是人们公开表态的典范——从对毛主席的“三忠于、四无限”到高举“总设计师”理论的伟大旗帜再到团结在“江核心”的周围。大陆中国的政协就是执政党眷养的最温顺的表态工具。说政协是“花瓶”，我以为已经是莫大的恭维了。各界名流的哨萃之地，实际上是一群争抢极权政治的残羹败叶的乞丐。
现在，一提起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人们都人云亦云地说，这二十多年的变化之大为中国历史之最。但是，我却看不出这个极权社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与“五四”时期相比，现在的大陆中国简直是行尸走肉，所有的变化都是表面的，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性的堕落极为迅速。“小康生活”的许诺，养肥的是那些特权阶层的大大小小的社会蛀虫（贪污犯）。肉越多，灵越瘦；肉体的脑满肠肥之时，就是灵魂的皮包骨头之日。
虽然在西方的古罗马时代，割喉是刑罚之一，但是随着保障言论自由和禁止酷刑的近现代文明的到来，这种残酷的政府行为早已绝迹。在二十世纪末，罗马天主教教皇对宗教法庭曾经烧死了布鲁诺、审判了迦利略的历史，进行了沉痛而真诚的忏悔，并为迦利略平反。由此反观中国，上朔几千年帝制时代的历史，为了封人之口，割断喉咙、切掉舌头是合法的刑罚，被残害的直言者代不乏人。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狱”，从毛泽东的文革到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再到江泽民的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虽然我们的祖先早就有“防人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但是专制者的本性决定了他们非要做这种“甚于防川”的蠢事。
在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人类公认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正之标准的今天，在大陆中国，统治者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暴行做过任何忏悔，没有对那些因言论而受迫害者做过一次哪怕是装点门面的道歉。言论自由仍然是一种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争取不到的公民权利，大陆的警察仍然可以采取蒙昧时代的野蛮手段——割掉舌头——来扼杀人们说话的自由。从古至今，无论时代怎样变，只要极权制度不变，所有的极权者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力不受挑战，他们就必然要控制言论，而控制的方法万世一宗——先用小恩小惠收买社会的舌头，收买不成，再用强权的暴力之刃割掉社会的舌头。
2000年5月5日于北京家中
（《前哨》200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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