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美国，仍持中国护照的学者高瞻博士，在回国期间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拘捕迄今已逾四十天了。同时被捕的高瞻丈夫薛东华先生，也被拘留了二十六天才获释返美，十多天后将这一恶劣（扣留五岁的儿子）、无视法律和人权的情形公之于众，并寻求美国政府帮助。
我去年八月曾有过类似遭遇，希望在海外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留学生，甚至科技人员、商人们不要沉默，或者漠然，应公开表态或签名呼吁中国政府及其属下的国安局，依照法律程序，公开承认逾期拘人违法，并公布拘捕高瞻的原因及证据，否则，就应立即释放高瞻。若我们在遇到类似情形时总是沉默，昨天宋永毅、康正果、高瞻在祖国的遭遇，可能就会是明天你回祖国探亲、工作或者从事文化研究时发生的事实。
麻木使邪恶无顾忌
去年八月初当我在北京突然被捕时，没有任何亲人或友人在场。当时我抱的唯一幻想是也许经不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四小时的审讯后，会被释放，或至少可通知家人。这二十四小时特别冗长，可这是唯一的盼头。二十四小时之后，当我被投入拘留所监狱后，我沮丧和震骇，可仍抱一丝梦想。每时每刻，每一个被提审的时刻，我都期望、祈望、幻想、假设，甚至狂想外部世界是否知道我被捕了。我的弟弟，我的父母是否知道我已在监狱了。
国外，美国大使馆、海外的媒体、人权组织、作家笔会、老朋友、有名气的友人会不会知道我在狱中。他们会不会过问、关注、公开呼吁甚至设法介入我的事件，我最不能想像或假设的是他们淡漠、麻木、甚至沉默和无动于衷。在被拘禁的日子，我真是度分如日、度日如年，直至死心、认命、忘记时间。
也许高胆迄今都不会从国安局人员口中获知，她五岁的儿子及丈夫已被释放，她更不会知道美国政府已经过问她的命运。一些人正在为她的获释发出呼吁，人权组织也正在强有力地运作及交涉中。
她已离开祖国多年，她和我一样，不可能比一直在祖国生活、并且屡次入狱的刘晓波博士或高渝女士更为坚强和从容。她一定在祈望，幻想海外的媒体，特别是她的同行，那些被泛称为海外华人学者或华人知识分子对她表示关注，公开要求释放她。她也希望她所在的美国大学能够出面和中国政府交涉，她需要一切，一切的关注。
以我的经历为例，这种关注和呼吁，每多一个人，每早一分钟都是巨大的安慰和内心支撑，这本不是奇，也不是天大的善举。可对她，对一个孤单的学者囚犯，就是奇，就是天大的善举。例如我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没有过铭心刻骨的内心期盼（在这冷漠的全球化资本世界），我可能也会对高瞻的命运及目前的遭遇采取麻木、漠然及事不关己的态度。邪恶，正是在众人的麻木中无所顾忌。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特别是学者和泛称的知识分子，由于对祖国的感情和语言文化上的认同，在获得美国绿卡之后，都不愿意或迟迟没有选择归化为美国籍，他们严格上应被称为享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高瞻便是其中的一位。一旦他们踏入中国的土地，就和在中国生活和居住的人一样，都是普通的中国人，中国的公安或者国安，一旦决定逮捕、拘留、传讯或者“约谈”，他们从身份上便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并不享有任何的保护或特殊待遇。
公众都关注力量大
从法律上讲，美国政府及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没有义务，甚至没有权利过问和介入，但在广泛的民意和主流媒体的关注下，美国官方常常会过问和公开表示抗议，但这不是义务，也不是惯例。
迄今为止已获知的逾百件海外中国公民甚至外籍华人，回国受到中国公安或国安强制约谈甚至短期拘留、传讯的案例情形下，我强烈地预感到，中国政府若不加制约并继续纵容各地公安及国安们践踏自己制订的法律，随意，蛮横、秘密地拘捕及强行“约谈”定居海外的中国公民，不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家人，允其寻求律师乃至准时放人的话，海外的大陆公民只能以归化入籍来相对保护自身的安全。如果因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不得不成为海外中国公民唯一的选择，这是中国政府的辱。
此时，高瞻仍被拘捕，她的丈夫已向国际社会公开了被捕的情形和原因。此时，美国政府已明确地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高瞻，私下的交涉也一定正在进行。而公开、强有力的公众及舆论压力，广泛的关注及要求将此一事件公开化的要求，将能促使高瞻的早日释放。
(转自<<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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