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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4日讯】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北京时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电话采访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鲍彤，谈最近在海外广为传播的“鲍彤在六四后的交代”。下面是海涛和鲍彤的对话。海涛简称海；鲍彤简称鲍。
海：鲍彤先生，最近海外流传一份据说是你在六四后写的交代材料，不知道此事你听说过没有？
鲍：好几个媒体记者说到过这件事情，我看很象。因为八九年九月国庆前，我确实写过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他们跟我讲的那些题目，我记得也是说过的。记得特别清楚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赵紫阳从北朝鲜回来后，第一个向他反映“四二六”社论有问题的人，是我。这些情况，我跟记者们核对后认为，这个东西是我写的。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个别的字，有的内容有增加减少或者变动，这种情况我不清楚，但我听了以后感到，肯定这是以我在八九年九月所写的交代作为基础而写出来的，这点没有问题。
海：当时你在秦城？
鲍：是的。我在秦城监狱。
海：有没有可能你自己当时留一份底稿？
鲍：我没有底稿。当时我交给了审查组专案组。他们告诉我，这份材料已经交到中央去了。情况是这样的：我是八九年五月二日坐牢的。五月没人找我，六，七，八，九月审查我，中间他们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可能有五六十个，甚至七，八十个。问完每个问题，就叫我写一份材料，然后再问下一个问题，然后再写材料。到了九月，他们跟我说：“你的问题审查清楚了，现在要做一个了结。你写一份材料。”我说：“材料有很多，你们提了不知多少问题，如何写？”(海外这次出现的[鲍彤交代材料]中的)这十几个问题，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说，要把这十几个问题写清楚。我就写了，交个他们。他们后来跟我说，材料已经送上去了，将来怎么办，由中央来决定。我就等。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到了第三年，也就是1992年，宣布逮捕我。我写的“交代”，实际上是个总结，这个总结他们是认可的。从那以后，两年多，他们没有再来问我一句话，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审查的了，该审查的已经审查了，事实部分已经清楚了，没有什么可以再提的了。后来到了1992年，决定逮捕我。那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根据法律和事实的决定，是根据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决定。
海；专案组是不是中组部的人？
鲍：名义上中组部的，但我认为他们不是中组部的。因为我自己长期在中组部工作，我跟他们谈到中组部的一些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他们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中组部的人。他是以中组部的名义，实际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一个都不知道。
海：为什么他们提了几十个问题，最后你只写了十六个。是否这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鲍：我想，这写问题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先后问的问题有许多。通常是这样的，我写好一个问题，他们就出去了，过几天，可能去调查了，然后就回来说，这个问题清楚了，现在你再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前后有几十个问题。最后，到了九月，他们跟我说，现在情况清楚了，你现在作个总结。我说，怎么写呢？他们说，这十几个问题要写，一定要写清楚。这样我就写了，然后交给他们。这十几个问题，是他们出的题目。
海：你这篇“交代”，最前面的一段话，谈到了胡耀邦逝世，然后把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常委集体批评赵紫阳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领导同志点名批评我泄密，我感到委屈。我的这些思想先后影响以致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与中央不保持以致的严重错误。”如今，十二年过去了，你是否还是坚持这种看法？
鲍：你说的这几个字，还没有人跟我这么详细说过。现在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是我写的，没错。这段序言是我写的。我记得在这个“交代”材料中，我没有在哪个 问题上承认是我错了。但有一点我可以承认，那就是，我确实没有跟做出镇压学生决定的这个中央保持一致，我没有。如果说这是个错误，那我确实犯了错误。如果这是严重错误，那我确实犯了严重错误。除了这一点，我记得通篇我没有说过犯了什么错误，什么罪行。他们审查我，说我犯了错误，但我必须说清楚，要把我的观点向他们交代清楚，也要说明，如果说我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话，那麽就是这样，我不能同这样的中央保持一致。我不能同站在学生，市民对立面而且动用军队镇压他们的中央，保持一致。对我来说，这不可能！如果这叫错误，那这就是错误。我所犯的，就是这个错误。除此之外，我认为，那是跟他们的观点分歧，是原则分歧，是如何处理学潮问题的方针上和原则分歧。
海：鲍先生，事情过去十几年，你对这十几个问题，还有多少记忆？我是否可以简单把这些问题给你念一遍。鲍：可以。海：(把十六个问题的题目念一遍)这十几年下来，你在回答这些问题中所持的观点和看法，是否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鲍：我这些观点是正确错误，都可以商量。但我认为，我的观点，比当权者所持的观点，要更接近事实，更接近真理。这点，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认为的。至于说，所有这些问题即便我看错了，我也有权坚持我的观点，发表我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我想是非常清楚的，我跟以邓为首为核心的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这是个事实。即使到现在，仍然不同。至于他们采取的观点，我有权表示不同的意见。我有权保留我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于对整个事情的看法，反思，这些问题，当然，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在我又进一步了解到了一些的情况。这十几年来，断断续续，我偶然听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又能印证了我原来的观点，等等，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如果不能达到真理而只能接近真理，无论如何，我感到我比他们要接近得多。
海：最后一个问题：你当时是把材料交给专案组的。作为这样一份材料，不是绝密，也是机密。你能否来设想分析一下，它是如何流到海外的？
鲍：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交给专案组的。我想，专案组绝对不会把这样一份材料，放在自己手里。而且，专案组亲口跟我说，他们交到中央去了。最后，这份材料是如何处理的，我不知道。至于如何流出来，我也不清楚。我估计，很可能有人保留了这样一份材料。但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流出来。是否因为[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出来后，可能对他也有所启发？他觉得，他过去保留了这么个“古董”，是否有点用处？比如说，现在正是“考古”热，大家都在发掘“古物”。他手里也有这么个东西，他觉得需要拿出来。当然，真实情况是否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海：谢谢鲍先生接受采访。再见。
鲍：再见。
Monday, April 2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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