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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5日讯】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借公开言语交锋和“悄悄外交”，对彼此决策和运作手段互有深入了解。中国以大局为重，顾及人道精神释放24名美国机组人员，赢得外界赞扬，避免了在国际舆论上转为被动。但同时也应看到，如果中国善用法律武器，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可以取得更有利的谈判筹码，为与美国打交道创造更大的迂回空间。
运用法律手段来为外交利益服务，是西方国家惯常采用的手法。兹举数例，以为明证。
其一，今年1月17日，美国采取诱骗的手段，将“应邀出席布希就职典礼”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国家联盟秘书长博罗金逮捕。美国虽称是因配合瑞士发出的逮捕令，但司马昭之心却是路人皆知，意图利用逮捕行为，来影响俄罗斯内部政局、分化俄白两国关系，并为俄罗斯传媒大王古辛斯基撑腰。
由于美国这一逮捕行为法律程式完备，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架式，俄罗斯只好私下运作，与美国谈商，终于在4月6日，由美国将博罗金引渡到瑞士，完成短短六天的“庭审程式”后，俄罗斯付出数百万美元将博罗金保释回国。至于这几个月期间，俄罗斯在其他外交利益上作出哪些让步，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其二，今年3月31日，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当局将米洛舍维奇逮捕。这也是美国运用法律手段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结果。美国视米洛舍维奇为眼中钉、肉中刺，炮火轰炸也不能将他拖下台。米洛舍维奇在去年10月南斯拉夫大选中落败后，美国立即操纵国际法庭发出通缉令，并对南斯拉夫下达最后通牒，必欲除之而后快。
同样是这个所谓的国际法庭，在南斯拉夫人权组织控诉北约轰炸以平民为目标时，首席检察官德尔庞特却认为，“尽管北约犯了一些错误，但没有必要对这些指控和任何与北约有关的轰炸事件进行调查。”国际法庭时刻保持与美国的“政治正确”，早已成为其外交利益的工具。
在敏感的国际关系问题上披上法律的外衣，以法律为外交利器，自然得异常小心、十拿九稳，才不会到最后反弄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拿捏得当的话，不仅冠冕堂皇，而且往往事半功倍。将对方置于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之内，更可有收放自如之效。
中国曾妙用法律武器
在中国与美国打交道的历史中，也曾有过运用法律为外交服务的精彩之作。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今年4月初刚刚解密的尼逊执政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在中美酝酿复交的过程中，被中国判刑的美国飞行员即成为一个筹码。当时美国有四名飞行员在韩战和越战中进行间谍飞机任务而被击落，遭中国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在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中国表达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之后，作为善意的回应，中国先释放了两名飞行员。
在1971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与周恩来会谈时，“顺便”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释放另两名飞行员。周恩来则灵活回应，“我们会继续研究，如果他们态度良好，减刑也是可能的”。在尼逊正式访问中国后不久，中国就陆续释放了另两名飞行员，在外交中打了一副十分漂亮的法律牌。
中国在对待军机相撞事件上，若能巧妙运用法律手段，在与美国谈判和周旋之时，亦可加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既然众多国际法专家和学者纷纷以“充分的法律条文和条约”来证明美国违反国际法，官方也发布证据证明是美国造成撞机意外，并且未经许可“非法入境着陆”，这些正符合法律起诉书中常见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所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中国完全有条件将撞机事件纳入法律程式，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依法办事”。
在事件之始，中国如果依据美机非法着陆等行为，由地方检察官对美机师提起公诉，将事件转化为表面上的法律问题，或许可以超脱单纯的口舌之争。
对待美国放人的要求，也可有理有节地答复，一切等待法律程式完结和法庭审讯有结果再说。在法律程式进行的过程中，中国外交部门可以“超然事外”，让司法单位独立操作。至于美国官方有什么要求，慢慢谈好了。道不道歉无所谓，如果事实证据成立，相关人等就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强硬，会更令人信服。
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留下口实，让美方批评为将24名机员当作“人质”。美国不是最讲究法律精神的吗？请派律师来辩护好了。
中国会面对法律更透明化压力
在外交手段不足的时候，法律也能够发挥辅助作用，成为“利器”。举例来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中国在要求美国惩处有关责任人（至今仍无下文）的同时，也可以发出国际通缉令。即便只具威慑的象征意义，也可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决心。否则，向美方的要求都会被大打折扣。
中国在今后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外交中，若巧妙借用法律程式，自然也会使自己面对法律程式更透明化的压力，此种压力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并不是坏事，反而是树立法制国家形象的动力，更可以进一步培养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最重要的是靠法律精神，保持谈判的主动地位，借此建立起大国的威信。言既出、行必果，法律与外交双管齐下，是获得最大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
──原载《联合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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