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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6日讯】 四月十三日﹐台湾台南地检署接获密报﹐认定台湾成功大学的学生从网络下载MP3格式的音乐档案﹐有侵犯著作权之嫌﹐即于当天向成大学生宿舍发动“突袭”﹐查扣了十部存有未经授权音乐档案的电脑。
从网络下载音乐﹐究竟是否构成侵权﹖学生以“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只抓我”为理由抗议﹐似不可取。但若撇开法律细节不谈﹐这次事件其实显现了网络科技可以是极端自由开放﹐也可以是极端封闭压迫的二重特质。在互联网上流通的种种资讯﹐是经济学上所谓“公共财”﹙publicgoods﹚的一个特例。公共财的特点有三﹕一是在边际上增加一个使用者的成本趋近于零﹐即你下载一个MP3档案不影响我使用同一档案﹔二是收费监督有显着困难﹔三是研发成本可能高得惊人﹐但由于数码科技的特性﹐在知识商品的生产上投入钜资的厂商﹐也有可能利用技术﹐令收费困难的问题消失。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来检验上述主题﹕虽然Napster已经被宣告违法﹐但许多程式编写能力超群的青少年与大学生依然故我﹐继续在网络上免费散布未经授权的音乐档案与软件。时日一久﹐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利用网络科技交换音乐本来就是自然的事﹐每个青少年都乐此不疲地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丝毫不觉惭愧。
拜网络传播速度之赐﹐某些受欢迎的CD唱片的销售量开始上升﹔但随着网络科技的成熟﹐很快人们可以用行动电话或是MP3随身听直接从互联网上下载音乐﹐既方便又便宜﹐CD的销售量就随之下滑。唱片公司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只有努力地在网络上“巡逻”﹐严密监控一切可能的侵权行为。但因为网络内在的分散性质﹐使得未经授权的档案交换抓不胜抓。虽然唱片公司可以重金悬赏﹐鼓励奉公守法的公民检举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但在学生族群中这种行为无异于告密﹐同侪压力注定了这个制度行不通﹔唱片业者亦可“偶尔”协同司法单位﹐重演一次成大事件﹐虽于法有据﹐但终究有损形象﹐于是唱片业者决定对所有音乐产品编码加密。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论密码编得多么强固﹐当音乐透过扬声器播放时﹐任何有录音器材的人都可复制该唱片。绝望之余﹐唱片公司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让所有接受此类讯号的扬声器从市场上消失﹐而推广只能接受数码讯号的系统。同时唱片业者联手推出了新的数码录音档案格式与编码方案﹐要求厂商将加密解密的功能植入硅晶片中。但是总有人不喜欢让唱片公司拿著作权来压人。唱片业者于是游说国会通过法案﹐强制人民“保护”著作权并且需向政府注册﹔政府则要求每人为每一笔资讯交换付费﹔而为了降低消费者的不便﹐唱片公司与电讯公司开始史无前例的大并购﹐生存下来的跨国超级媒体企业开始像竞标3G行动通讯执照那样﹐争夺网络资讯交易授权的市场。最后﹐所有资讯的流通均须受政府的严密监控﹐而跨国唱片集团将以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中的“老大哥”之姿﹐彻底掌控从创作者到消费者间著作权的实行的所有管道。
这样﹐一个重要的讯息揭露出来﹕在资讯自由流通的互联网上强行套用传统的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的法律框架﹐并容忍“反动”的唱片业者将著作权的执行推到极至﹐很有可能会导致许多荒谬﹑危险的效果﹐甚至有威胁整个民主自由社会存在的可能。不可忽略的是﹕前面所描述的一切﹐在理论上完全可行。真要付诸实行﹐以跨国唱片集团所拥有的游说能力与所面对的商业利益﹐需要不择手段地贯彻其偏执的意志。这样﹐资讯间的贫富差距可能扩大到无法弥补的地步﹐互联网促进资讯自由流通的功能也就渺如黄鹤﹐知识的无产阶级将在知识大资本家的宰制之下﹐被送上通往奴役的不归路。
对目前知识产权概念尚淡薄的中国大陆而言﹐上述课题的认识显得格外重要。台湾的MP3事件不过冰山之一角﹐而大陆的盗版猖獗更是人尽皆知。今天发生在成大的事件﹐难保不会在内地学校发生。如今中国正在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上全力冲刺﹐在知识产权的保障上与国际接轨固然重要﹐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何让法律框架与时俱进﹐配合新技术的发展﹐从人与科技的互动中汲取经验﹐才是知识产权此一西方制度得以在中国生根的根本条件。
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中国应留意前述所暗示的灰暗未来﹐努力在提供创新获利诱因与维持人民资讯平权间取得一平衡点。如此一来﹐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在新世纪“脱贫”﹐中国也才能真正地以泱泱大国的风范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不此之图﹐立再多再新再好的法律﹐不过作法自毙而已。
──原载《亚洲周刊 》 胡一天﹐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及法律学系毕业﹐台湾多家报章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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