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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日讯】 曾荫权和梁锦松昨天正式进入新角色，出任特区政府其中二个最重要的职位。梁锦松是官场新秀，既无政绩可寻，也无后顾之忧(他说自己不再担任公职后也不会重返商界)，理应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但曾荫权在政府工作三十多年，历任多个职位“舆论界”肯定会把他政务司司长任内的表现，和他过去出任其他职位时的表现比较；还有，在他之前的陈方安生以“起人气”的声望退休，曾荫权能否延续她所代表的符号形象，在人权、自由、法治、展三等一系列中港“南腔北调”的敏感议题上，走出一条能平衡京意和民意的“正路”？简而言之，回归之后的政务司司长绝不易为。
曾荫权任财政司长达七年，期间金融市场虽然经历了惊涛骇浪，但由于香港家底丰厚，市场成熟，加上北京对香港的财金环境爱护有加(为中国现代化集资)，故此，财政司的工作虽然劳累，但一切有规矩可循，无“断饷”之忧，要做出一些成绩并不困难。
但是，政务司司长的工作就“虚”得多；殖民地时代布政司的工作范围主要有三——一是统领十八万公务员，并委出主要的司级高官(形式上是由总督任命但实际上是由布政司点将)；二是统筹政府的各项政策，定出缓急先后，并安排落实执行；三、作为行政机关的总代表，出席立法会应付展意代表的质询和监察。回归之后，前两项工作已归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退居辅助角色更重要的是，行政长官并非象征式的“元首”，他上任后会按竞选时的政纲行事，渐次落实他的治港大计，因此在政策的倡议和制订上，行政长官居于主导地位，政务司司长的回旋空间不多，甚至于只能听命行事。
还有《基本法》内有关财经部分的规定写得巨细无遗，则政司司长很难作出惊天动地的政策修正，但是《基本法》内有关第二十三条的叛国、颠覆中央政府行为；附件一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附件二的立法会产生办法，即香港的民主进程问题，以至《基本法》内虽然没有写，但纠缠多年仍未见头绪的行政立法关系问题，其实都属于政务司司长要处理的范畴，每一项都相当棘手，也没有前例可援。在过渡初期，特区政府还可以用拖字诀，故此陈方安生不用对上述问题作决定，但到了曾荫权已经避无可避，在任内需要作出重要决定论难度，他比陈方安生的处境更难，形势更险，更客易得罪北京和亲京分子。
我们绝不怀疑会荫权对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执著，但形势比人强，他晋身特区权力架构第二把交椅的背景，和陈方安生截然不同——董陈配是中英磋商、互谅互让的结果，陈太的任命虽然经董建华提名及中央委任，但她实际上还得力于英方大力推荐以及大批香港既得利益阶层的支持，以作为中英合作、顺利过渡的象征，令陈方安生具备宪制以外的另一“权力”来源，对于一些北京未必愿意听的言论她还敢于直言无隐。但是，曾荫权的任命是由行政长官一手“提拔”，论法理人情曾荫权都要完全配合董建华的施政即使“驳嘴”也只能在细节上争拗，大的方针政策，“董”规“曾”随是应有之义——这并没有高下之别，完全是新政治形势底下的新权力格局。
经过“改组”之后，董建华政府的问责制已经初露端倪，位居要津的三司(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之首都由他亲手挑选，成为行政长官的“重臣”，其余主要官员则各司其职，沿着行政长官的施政目标进发到了，这个阶段，公务员的“政治中立”到底还剩下多少实质？陈方安生临别赠言，认为公务员政治中立是香港成功要素之一，但保宾局局长叶刘淑仪前天率先表态反对，认为最高层的政务官“一直有政治立场”到底是陈太“食古不化”，还是叶局长一语道破，真相政治评论员大有文章可做。政治形势千变万化，连政府高层官员对政治中立的意见也出现分歧，身为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如何为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更考功夫了。
（二００一年五月二日）
──原载 [信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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