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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3日讯】 在一个政治敏感的时刻，在网民——尤其是具有文化和知识关怀的网民——中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世纪沙龙，自愿关闭一周，在网路世界、尤其是在世纪沙龙的拥趸中，掀起轩然大波。有的网民直截了当地指责“世纪沙龙号称民间思想的‘公共平台’实乃一谎言，它更像一个官僚机构”（网路观察家），说“世纪沙龙的版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怯懦、愚昧和‘精英知识份子’的自大心理”，说一位版主“为了维护自己在某种外在的（也许来自老板的）压力下的尊严，而忽略了网友的尊严”，另一位版主“身居边缘、又自称哈贝马斯精神已经渗透到身体内部的知识者，无意识中却深染文化官僚习气”，等等。当然也有朋友对此给予善意的理解。见南水先生的《临时关站、责骂及公共性、知识份子良知》。
我尤其赞同南水先生所提出的“全称性公共性和特称性公共性”的区分问题。我曾经在一篇一直没有贴出来的文章中也提出，当代新闻自由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一家报纸有什么后台，有什么资本的、或权势的背景，而在于提供一个明晰的法律保证，使具有任何背景、借助任何资本（或无资本）、权势（或无权势）的媒介，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娱乐、文化、思想的市场，由消费者和这些媒介互动地决定媒介的生死问题。在这里，提供明晰法律保证的就是全称性公共性，这个公共性之所以为全称性的，就在于它应该是对所有公民、所有组织（包括公司、社团、信仰团体等等）不偏不倚地提供同样的可能性，此一可能性对于所有公民都是同等的，比如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说国家提供国防安全，就是一种能保证所有公民权利和安全的全称公共性；同样，像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之类的权利，也是平等地为所有公民所享有，至于这些公民和社团能否行使他们的这一自由表达的权利，乃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这就像市场开放的含义乃是所有人都有进入某一行业的可能，但最后决不可能是所有人都进入此一行业。
而除国家（及其行使管制权的部门，而提供服务的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特称性，因为它们一般也只针对一部分人群）之外的所有公共性，都只能是特称性公共性，不管提供这种公共性的人和组织作何种宣示，比如，世纪沙龙，虽然自己号称是为知识份子提供一个公共平台，然而，事实上，它只能为那些接受了自己制定的规则的人提供一个平台，以自己的规则为网民享受它的服务的前提；这是完全正当的，就像你必须接受一个政党的规则，你才能成为一个党的党员一样，否则就不可能有政党存在，所谓全民党从来都是谎言；同样，你购买某家企业的产品，也意味着你接受了该企业的设计、生产流程。从根本上说，世纪沙龙并不负有向所有人提供服务的义务，特别是这种服务还是免费的。
通过制定规则和具体的行动（删贴、关站），世纪沙龙把自己限定在为接受它的规则的人群服务的范围当中，这并没有什么不对，除了国家之外，任何公民和组织都没有向所有人平等提供某种服务的义务。网民之所以强烈反弹，问题可能在于世纪沙龙再三宣称自己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在一般网民心目中，就等同与全称性公共性，类似于人身自由之类的普遍的权利，这当然是网民的误解，而世纪沙龙以后也似乎应改变自己的宣传语言。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思想评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宣称是什么公共平台，相反，版主再三强调，思想评论坚持某一思想流派，版主对所有投寄来的文章拥有最终的选择权力，而不同意版主行使这种权力的人，当然拥有不向其投稿的权利，而且，思想评论也不可能妨碍任何人向任何其他网站投稿，因此在这里，权力与权利是完全对称的。
现在利用这一对概念再回过头来观察去年这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我完全赞同大家对于评奖程式问题的重要性的强调，不过，我以为，很多人混淆了全称性公共性和特称性公共性的区分。《读书》作为一份杂志，并不负有满足所有知识份子的精神需求的义务，它只是一本杂志而已，它完全有理由只对其购买者和潜在的购买者负责，而不用考虑任何其他人的呼声。通过购买行动，读者与杂志达成某种契约；读者购买本杂志，即意味着接受这一杂志的取向、价值和其作为商品的一切其他属性；而所有不接受这一点的人，完全有权利选择不购买；只要杂志没有强迫你购买，你就完整地保有你自由选择的权利。
至于《读书》的转向，也完全是其自己可以行使的合法许可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家公司可以放弃生产一种产品，即使它相当畅销，对消费者非常重要，而转产另一种商品，即使这种商品销量要小一些，在大多数消费者看来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家的公司老板疯了，放着好赚的钱不赚；但这是他的自由，而且他的这种转产决策，并不需要事先跟消费者进行沟通和解释，消费者只能通过事后的用脚投票来对改老板的决策作出反映。
在企业家看来，开办企业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生产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而在于赚取利润；同样，对于一家杂志的编辑来说，根本的目的也不在于争取读者（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所有报纸都会是小报），而在于获得影响力；一家杂志转向，读者数量可能小了，但也许杂志的影响力可能更大，或者最起码，杂志编辑自己的影响力更大了，比如，可以作为出国、与国际接轨的资本等等，那麽，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这种转向是理性的。
杂志与一般商品生产更有某些不同之处，因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金钱都同样是金钱，生产这种商品赚的钱与生产那种商品赚的钱并没有任何不同，重要的只是数量上的考虑，哪个赚得更多；而对于杂志的编辑来说，读者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播谁的价值和信仰，不同的价值和信仰，对于知识份子来说，可能是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传播A价值，有10万读者，传播B价值有1万读者，但B价值却是编辑所钟爱的，那麽，该编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B；尤其是在他自己并不需要承担亏损的风险的时候。
一家公司转产另一种商品，仍然愿意购买原商品的消费者可以转向其他公司，事实上，在商品市场上，只要存在任何需求，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这种需求都有被满足的可能；你不生产，有人生产，企业家有选择生产什么的自由，而消费者也总是有充分的选择空间。然而，在全称性公共性不完备、因而并没有形成自由的文化、思想市场的地方，当某种曾经向具有特定价值、观念取向的知识份子提供了某种服务的特称性公共性组织突然转向之后，市场上却没有、也无法出现可以替代的选择，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读书》转向之后，某一群体的知识份子发现，他们没有别的思想文化杂志可看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去创办那种杂志，并不是因为没有读者，也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全称性公共性问题。这一公共政策没有提供一个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空间，而是设置了高不可攀的进入门槛。
面对这一困境，某一群体的知识份子难免郁闷甚至愤怒，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愤怒却似乎不应该撒向《读书》杂志和它的编辑，毕竟它所体现的只能是自己的特称性公共性，而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充裕的空间，令所有的特称性公共性获得表达的空间，问题可能正在于全称性公共性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公共性，而是一种私秘性。
──转自《思想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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