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17日讯】 读书人爱自夸：”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自从有了互联网，这似乎就不再是自夸。但最近到外地讲学，我突然感到，现实是如此丰富、深奥与严峻，远远不是普通媒体或互联网所能把握的。欲知天下事，还须万里行。
大概因为我关心弱势群体吧，一纸诉状展转到我手中，希望我能带回北京递交有关部门。据说，当地有规定，凡寄往中纪委等部门的信件一律扣压。其实，”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区区一介书生能做什么？
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看了这份诉状，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这是在中原大地Q县X镇D村发生的故事，几乎每一件似乎有益公利的事都成了谋私利的通道。例如照顾”五保户”，每人每年就加收34斤粮，而1984年承包亩均定额仅为37斤；修硬化渠，37万元工程款仅修了800米渠，而沙石、土方还是由村民自备；领结婚证，按国家规定只能收取工本费9元（精装）或2元（简装），但D村开”结婚证明信”就收取20～30元，X镇则收取《结婚证》费用225元，用车费100元（不管是否用车）。生育，按省政府规定，第一胎、第二胎《准生证》不收费，而X镇却收取第一胎证700～1300元不等，第二胎收取2500～4000元不等。盖房，要收取《准建证》费100多元；上路，农民拿钱修的路，自己的农用车上路却要收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此外如建校集资，人工降雨，道路集资等，不断有新的收费名目出台。
这还是有名目的，没有名目的也照收不误。例如1994年秋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该县又每人加收花生44斤。同年水费从国家规定的4.5元/亩狂涨到50元/亩，次年更涨至100元/亩。1995年X镇要购买小汽车，全镇农民无偿上缴油菜籽每人24斤，棉花款每人100元。
更有甚者，D村村委将国家下拨的救灾物资折款入账，如三部喷灌机入购买账4000多元，救灾柴油高价卖掉。并将村里的公共财产如75匹链轨车、40车、50车、六盘耙、播种机、弹花机、压花机、打米机、磨面机等全部卖掉，供其吃喝挥霍。村干部甚至用公款买衣服，用公款缴党费。
显然，农民们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D村群众选出6位代表到地委上访，回来后便被村委每人罚款50元。他们再次选出20位代表上访，一个多月后，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来了100多名干警，带着手枪和警棍来抓上访代表。D村再次派700多名村民上访，其中20名代表到省委上访。这次上访产生了一些结果，县委同意D村进行民主选举。上访骨干L1、L2因为人诚实、正直、敢于主持正义而被选为村委主任，副主任。L1上任后，以中央文件为依据，坚决抵制三乱。镇委书记如此相劝：”你们听我的话把《延包书》的21元/户钱收上来，你们提3元/户；把修乌石嘴大坝（该坝与D村无关）的6元/人钱收上来，你们提2元/人。我保证给你们每人补助5000元，每人给你们配一辆摩托车，你们下饭店还可以报10个盘、8个盘喝酒。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早晚把你们抓起来，打你个皮开肉绽，再判你三年。”但新村委抵制诱惑，不为所动。软的不成来硬的，先是纵容D村原村委主任殴打L1，继之则由县委统一部署，调集了500多名干警，97辆车，于凌晨5时包围了D村，将新村委委员逐一从被窝里抓走，并逐户抄家，抢走并砸毁财物无数。被抓者则在公安局受到严刑拷打，并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律师取证。
D村村民再次组织起来上访，省政法委书记下令放人。但是检查院在以”取保候审”方式释放L1时，警告说：”回家不要再上访，再上访还抓你！天塌砸大家，会光砸着你L1、L2吗？”次年1月，Q县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L1有期徒刑6个月20天。D村原村委官复原职，各项收费照旧。
在弱者的血泪申诉中，我感到不寒而栗。我相信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因为弱者在与强者抗争的过程中，唯一的力量就在于讲理。行政权的正当性来自于法律，而黑社会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它收取所谓保护费靠的是武力威胁，内部分赃凭的是好勇斗狠的程度。如果某基层政权完全无视法律和法规，按权力大小谋取私利，那么该基层政权就在实质上蜕变为黑社会组织，而其危害则比普通黑社会更大。普通黑社会受到合法政权的打击和制衡，最多只能与合法政权共享对公众的控制权，不能一手遮天。而合法政权运作原则一旦黑社会化，就象那位镇委书记所表白的那样，民众就无可逃遁，只能听凭宰割。现在的危险恐怕也就在这里。由于全社会认同”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逻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权力吃权力，致使一部分政府官员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法律意识，其语言和心态与黑社会老大十分接近，从而使部分基层政权出现黑社会化趋势。我想，这正是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加重的根本原因吧。
D村村民是懂法、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在面临县、乡、村三级政权黑社会化的情况时，既没有对村长、镇委书记或县长实施暴力攻击，更没有将冤屈转嫁到社会，搞自杀性爆炸或其他反社会行动。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法律，仍然相信党和政府。如果法律不能给守法者以尊重，不能给违法者以打击，那么这些守法的善良公民们将被迫铤而走险，以暴易暴。如果中央政权无法遏制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那么改革与发展就将失去稳定的前提，而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就可能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中断。
由中新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第20期发表了题为《扫黑必先反腐》的文章。文章指出，据研究黑社会问题的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
蔡少卿指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扫黑”捷报频频。我们注意到，中国各省市警方新闻发言人提及黑帮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称之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到底什么是黑社会？警方这一称谓与黑社会组织有何区别和联系？
蔡少卿：黑社会就是地下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它具有政治保护和资本支持，进行职业犯罪活动。根据中国黑社会的情况，一般有五个特征：通过结拜把兄弟等方式结伙；内部有严密的分工和纪律；有内部的隐语暗号；活动处于隐秘状态；有政治保护伞，即官匪勾结，警匪勾结。
中国目前的犯罪团伙，不单单是流氓恶势力，大多数是黑帮，具有黑社会组织的雏形，组织发展得还不够成熟，所以中国警方称之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中国“黑”得不轻
中国新闻周刊：那您认为，中国目前有无黑社会？
蔡少卿：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定论。我认为有。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中国警方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直呼“黑社会”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中国黑社会黑到什么程度？
蔡少卿：这难以像数理统计那样明确地量化出来。但直观地看，“黑”得不轻。目前中国黑社会犯罪比较猖獗，已经到了不打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程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城市，沈阳、广州、上海、天津等黑社会势力更加猖獗。在农村，许多地区出现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如四川的安岳县就有50个，湖南益阳地区有250个3120人，河南商丘地区121各142人。虽然经过几次严厉打击，但仍然在不断出现。并有上升趋势。
我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100万人左右。
黑道新动向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黑社会犯罪活动有那些新的趋向？
蔡少卿：我想，多数是老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呈趋势发展的犯罪活动集中在3个方面：
贩毒越来越猖獗。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原先的古丝绸之路，目前已是“贩毒之路”。
盗窃文物越来越多。这几年三峡工程开工，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三峡成了黑社会盗卖文物的热点。德国媒体披露说，“现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大量涌进。”
拐卖人口愈演愈烈。黑社会组织已经由拐卖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谋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这种黑社会集团由境内外不法分子组成。盘踞在美国纽约的华裔“福青帮”是最大的境外黑帮组织，每年有10万左右的福建人被他们安排到美国。
中国新闻周刊：与境外、国外黑社会组织比较，中国大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存在那些特点？
蔡少卿：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大多属于初生的暴力型犯罪集团，活动带有社区性的特点。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大陆地区还没有出现像欧美的黑手党。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活动多年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也没有像旧上海的青红帮，拥有10多万成员，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织。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黑社会大的拥有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人。他们大多在所生活的社区，或者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活动。
但我注意到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苗头：几个团伙跨地区多帮派联合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据称，这种联合不仅局限在大陆，近年来中国大陆黑社会已开始内外勾结，根据您的研究，此说是否属实？
蔡少卿：完全属实。主要是港澳台地区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所致。香港的“14K”有10万人的规模。澳门的“和东安”有2万人。台湾的“竹联邦”和“四海帮”都有10万人。近年来，他们利用旅游探亲商贸合作投资办厂等途径，进入大陆发展组织。最猖獗的是“四海帮”，6个骨干4个到了上海，计划将总部迁到上海滩。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和境外国外黑社会集团勾结的企图何在？
蔡少卿：主要是经济目的，谋取钱财。有些黑社会组织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例如，上海、湖南、广西等地的“中国黑手党”、“梅花帮”、“群龙帮”等黑帮组织。目的是：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制造影响国际的政治事件。
扫黑必须反腐
中国新闻周刊：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黑社会组织何以在灭绝几十年后再度猖獗起来？
蔡少卿：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型中，一方面是生机和活力的迸发，另一方面又势必伴随着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中国封建帮会的影响和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为中国黑社会犯罪提供了样板。
影视作品中对黑社会的渲染，也有不恰当之处。我记得80年代末，《上海滩》把黑社会头子许文强塑造得像个英雄。今天的一些黑帮成员，曾经深受其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中国黑社会犯罪未来趋势怎样？
蔡少卿：如果打击不力，如果经济形势不能好转，黑社会犯罪将继续呈上升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警方扫黑力度不可谓不大，何以遏止不住黑社会犯罪？
蔡少卿：客观上看，流动人口的激增，是黑社会帮会团伙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几年，全国城乡流动人口5000到8000万人，盲流涌入城市。5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10万，1988年29万，增加了20倍。1998年近300万，增加30倍。外来人员犯罪率占上海发案率的1/3。他们找不到工作，就结帮作案，扒窃为主的“新疆帮”，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抢劫为生的“东北帮”，盗卖车船的“温州帮”应运而生。
失业下岗的城镇就业形式，也是黑社会犯罪组织形成的关键原因。
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腐败官员，腐败干警，是扫黑的主要障碍。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扫黑的良策是什么？
蔡少卿：从技术层面看，“严打”不懈，加强《刑法》的力度，都很重要。但，就当前的现实而言，扫黑必须和反腐败结合起来。目前的黑社会，非常注重和官方的关系。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和司法系统，贿赂国家党政干部，培植黑帮势力。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已是公开的秘密。
真要“除恶务尽”，首先要除掉黑帮的“保护伞”。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的教训，他们和我们的情形非常相似：前苏联解体前后，才出现黑社会组织。由于官方对“官匪勾结”打击不力，扫黑一直效果不佳，以至于今天的俄罗斯黑社会犯罪异常猖獗，难以根治。 (2000.10.29)（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