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始末–《南方周末》大地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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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27日讯】 1.《南方周末》地震

2001年六四前夕,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终于降临:在大陆民众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以大胆揭露社会真相和坚守民间立场而著称于世的大型周报《南方周末》爆发政治地震,几乎全军覆没。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讨价还价的结果,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南方周末》主编1名,副主编2名,副刊部、新闻部主任各1名被撤职处分。另有待证实的消息称,该报部门以上的负责人均遭撤换,此外还有一批记者被除名。

因为前所未有的换血(去年初,《南方周末》创办主编江艺平也因类似的问题被撤职),编辑部人人自危,陷入混乱。年仅27岁的新主编仓促上任,召开数次编务会议,均无法确立日后的新闻方向。但从5月31日出版的报纸看,《南方周末》已由原来的24版缩减为20版,所谓“负面报道”销声匿迹,而以江氏“三个代表”定音的阳光新闻一统天下。这表明独裁政权一旦恼羞成怒,就可以踢开任何形式的社会监督,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彻底扼煞言论与出版自由。

2 中宣部的红头文件

根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的红头文件,《南方周末》遭此横祸的罪状有:?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在2001年4月19日写作版上,整版发表了四川著名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与《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该文透露出六四情绪,对党和社会充满敌意,并公然吹捧已被明令查禁的反动书籍,借所谓“底层人”之口,编造谣言,诬蔑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别有用心地提出“无权势者无历史”;?在同期头版、二版、三版,推出《张君案检讨》,以探讨重大犯罪的社会原因为由,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妄图一笔抹煞湖南省委和公安干警在破获罪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中的功绩,并且认为张君等人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是无路可走,是环境造成,是“他们被推到社会边缘”。此文发表后,造成极大的混乱,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致信有关部门,对《南方周末》在中央统一布署的“严打斗争”中的立场提出批评,认为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应该弘扬正义,痛斥邪恶,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在同期解密版上,整版发表歪曲历史,引起思想混乱的文章:《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为造反派鸣冤叫屈。

文件认为,3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长文在同一期报纸均作为重点发表,肯定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前两篇,都披着学术外衣,不约而同地大谈“底层”“边缘”。仿佛每个被抛到“边缘”“底层”的人(而且这种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成为第二个,第三个张君,杀人越货,危害一方,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文本证明”,同一期写作版还节选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人贩子钱贵宝》,钱贵宝与张君一样是农民,一样因贫穷,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及其它社会原因而被迫犯罪。

3.言论管制的日常细节

《南方周末》东窗事发,互联网,以及民间私下的评论与猜测甚多,但在公开的媒体上,却不见一个字的报道。这种掩耳盗铃的治乱方略,同毛时代的下放与大批判,邓时代的反自由化运动大相径庭,因为丧失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以及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世界性潮流对国门的冲击,江时代“独裁气短”,只能采取黑箱指令,俗称“卸掉关节”。在大陆媒体呆过的人都知道,每个星期,甚至每天,均会接到来自上面的五花八门的指令或者批评,很多时候是打给主编的一个电话。称自己是省里的,市里的,或者中央的,然后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版,发在什么位置的文章,有时为新闻、消息,甚至某一句话的提法,有悖于中央精神,有政治错误,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主编洗耳恭听后,旋即将在会上传达,提醒大家小心避开雷区,以免集体下课。除了这种黑社会式的直接了当的遥控、恫吓,中央和地方也通过传统的下文,有时一个星期下达的多种文件里,不能报道的禁区多达几十上百处,比如工人下岗,街头闹事,黑社会报复,教会活动,某国企的内部情况,某本书的宣传,某个名字,某些敏感的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字眼等等。今年元旦,李洪志发表文告,其中有最后“圆满”的提法,于是“圆满”一词一度被明令禁用。

要实施这种日常细节化的新闻、出版管制,从中央到省市的宣传出版管理机构均设有党性极强的读报员,每天专门逐字逐句地检查,然后圈点有问题的文字上报,像《南方周末》这种发行上200万,黄金时期甚至突破300万的大报,从下至上,每天至少有几百老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文字过滤,因此每年接到的“黄牌警告”不计其数,部门主任至主编所作的“深刻检讨”也不计其数。好在广东近十年一直是中国大陆新闻最开放的省份,是对外的窗口和引资的招牌,《南方周末》一再利用省里和中央某种微妙的人事关系,得以发展,可花在勾兑关系上的“黑箱资金”却一直是未知数。

除了上述管制细节,媒体负责人也经常应召进市、省或北京开会,听取对新闻出版违禁事件的处理结果。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非法出版”法轮功读物和北京的改革出版社“非法出版《新官场秘笈》,都属轰动一时的新闻。为了配合中央部署,对前者的处置

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停业整顿

允许正面见报;

而对后者更为严厉的处置

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查办,取缔出版社则不准媒体泄露一字。

类似的兴师动众,今年四月份也有过。以出版世界当代名著而声誉日隆的广西漓江出版社,因推出学者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湖北的《今日名流》因发表了社会贤达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书屋》等一批人文社科杂志被严重警告。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文化打压均属秋后算账,法轮功读物与《新官场秘笈》更是几年前的旧书,当时法轮功正风行,谁也没想到它日后会成“邪教”。

戴晴等学者认为,《南方周末》此次换血,标志着独裁者的言论钳制进入了更加精密的时期,这种暂时保留媒体外壳,更换内部关节的控制方法,将被推广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日常行政手段。笔者曾与《南方周末》一位资深编辑交谈,他说,“《南方周末》在国内的影响,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洲大陆,我们擅长对社会敏感问题进行追踪报道,并且有深度,有代表性。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不与丑恶同流合污,必然会得罪一批权势者,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生杀大权。”他还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上面整肃《南方周末》的动机由来已久。如果这次侥幸过关,肯定会有下一次。况且他们找的借口也比较勉强,我们怎么知道老威(廖亦武)是民运分子?他头上又没刻字,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局还是如此敏感,只能说明政权的虚弱。”他还透露,由于读者好评如潮,违禁的三篇文章曾被报社内部评为当月好新闻,有关编辑还拿了奖金。

4 百分之一的新闻真实

因置身事中,这位编辑的话有一定情绪色彩。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就会看到世界末日的硝烟滚滚而来:法轮功天安门 ” 自焚 ” ,石家庄大爆炸,张君案,成克杰、胡长清巨贪案,厦门赖昌星走私案,沈阳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案,四川资阳、宜宾黑社会火拼,网络犯罪,乃至最近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在海外推出,江泽民上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等等。中国真是个新闻大国,《南方周末》的报道,说实话,还不及每天发生的轰动级新闻的百分之一,可就这百分之一的敏感的真实,说不定就会成为专制大堤上的一道裂缝,将逐渐深入,并在某一天引发洪水泛监。作为对《天安门文件》海外版的应对,中共除要求地方厅级以上,部队师级以上干部轮流观看官方内部纪录片《六四大事纪》,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外,江泽民还重点宣布“反五毒”,即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和民运,其中民运、法轮功又是“重中之重”。

舆论的放与收一旦上升为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高度,《南方周末》的命运就注定了。据中宣部文件透露,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为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他们在发现本省的民运分子上报的同时,又接到成都市国家安全局的敌情通报,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机构先联手查验省内文化市场,搜缴《中国底层访谈录》并集中销毁,然后上报北京,状告《南方周末》与出版《底层》一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于是,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在半个月内三次下文两家违禁单位,并在全国范围严查并销毁《底层》。两家单位的负责人还被招到北京,深刻检讨严重错误。在《南方周末》换血之际,出版社还等待着上面的最后文件,除销毁禁书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外,停业整顿在所难免。出版社某编辑说:“只要不全面换人砸饭碗就谢天谢地了。”

看来,告密者的“斗争技巧”已相当圆熟,一上手就抓住了“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这一关键词,触痛了被《天安门文件》闹得寝食不安的中共最高权势者的神经。

5 廖亦武其人其事

廖亦武,诗人,80年代名噪一时,是所谓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在89年六四凌晨创作、朗诵、录制抗议惨案的长诗《大屠杀》,以及创作和组织拍摄电视片《安魂》,而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妻离子散,生活无着,曾一度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靠在酒吧吹箫卖艺渡日。廖亦武在一份自传里写道:“由一个诗人坠入犯人,又由一个犯人坠入这个社会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所以他们的声音、智慧、叙述历史的方式,甚至血泪都被取消了  在这一点上,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诗人、作家、学者们与当权者达成了默契或共谋,‘赢家通吃’不仅仅是商业法则,也成了其它领域的法则。廖亦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蛮干,搜集底层见证,并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汇集,最终瓦解权势者的法则。”

从字面上看,廖亦武的文化角色已经由呐喊的诗人转化成底层见证者,“我是个人行为,与民运组织没关系。”他写道。却忘了自己因坐牢而被打上了民运分子的烙印。况且,廖亦武从来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当安全部门老是找他麻烦,扼断其谋生的岗位与渠道时,他就只有不计后果地抗争。从1995年开始,他多次参与要求政府平反六四、推进民主的请愿;而在1998年六四发出的《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则为他在民运与西方舆论界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文中写道:“克林顿先生,当您在这个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苍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敢于像35年前的肯尼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如果您仅仅为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么,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199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十周年,廖亦武不顾安全部门的再三威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朗诵了写于十年前六四凌晨的长诗《大屠杀》,作为对沉冤多年的亡灵的悼念。这个朗诵作为特别节目,在六四前后播放了两周,六四当天,重复播放了四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廖亦武与民运有关的大概事迹。此外,他还数次以个人名义对警察的迫害提出抗议,难怪他要感叹:“在中国,我几乎是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了。”

6 以文犯禁之路

廖亦武是地下出版的老手,80年代就因出地下诗刊,一再与公安部门打交道,有“记录在案”的前科,出狱后,故态复萌,出过《知识分子》两期和一本《古拉格情歌》,此外,还出有黑磁带与黑光碟,主演过黑电影。他同朋友谈到:“我终生追求的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能够钻空子,冷不防正式一回当然过瘾,如果铁板一块,没缝隙可钻,就只有把稿子收回来,自己印,免费发出去,图个阿Q的精神胜利法。”

带着钻空子的蛮劲。从1999至2001,廖亦武先后与不明底细的书商或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漂泊  边缘人采访录》以及《中国底层访谈录》。三本书均被查禁,并且都有安全部门的直接插手。

《沉沦的圣殿》问世于1999年5月,首版1万五千本,悄悄发放到市场,仅管出版姿态低调,但事隔一个多月,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在一党专制的国度,查禁一本书本不算新鲜事,避过风头,大家或许就忘了,可偏偏此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乃至于同年10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有30多个连锁店,近20万读书俱乐部会员分布于各地)的首届书评会推为“中国1999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由于这一殊荣经读者投票,70多名思想文化界的专家集体推荐,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一致认为“乞今为止,这是研究朦胧诗和地下文学最权威的著述”。廖亦武为了完成这本书,单枪匹马作了大量的搜集、采访、整理,因此其中关于收藏家赵一凡,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关于白洋淀地下文学的传播,关于《今天》及民主墙时期的资料,等等,都是首次在国内公诸于世。编者执意要还原历史,所以在书中,令人震骇地多次出现徐文立、刘青、刘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岛、赵南、李南、周眉英、陈迈平、马德升等民运或异议人物的名字、大量史料、及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和照片。廖亦武认为,他并不是要有意犯禁,为当局的政敌树碑立传,而是尊重历史原貌,“这是编历史类书籍的常识,否则没法弄。”

《沉沦的圣殿》为当局所不容,当在“情理”之中,出版单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而将“反动书籍”评为“十大好书之一”的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又是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沉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为“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为,必须严查严办。

席殊书屋的网站停办,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席殊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向上面一再书面汇报、检讨,并且将读者、专家的选票与结果一一展示,证明这一事件纯属偶然。最后,某席殊之幕后人物出面,找到曾经是江泽民上司的较为开明的汪道涵,方通过私下渠道平息了事态  然而席殊总部已搬迁,决定缩小规模,长达两月的担惊受怕,已使席殊经济损失达数千万人民币,元气尽伤,至今心有余悸。而作为主编的廖亦武,被中宣部列为不准出书的重点对象,先后三次被北京和四川的公安机关传讯审查。

1999年9月,廖亦武同二渠道书商合作,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  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学者任不寐认为:“这不仅是生活状况的底层,而且是话语权利的底层,是被这个时代的作家所遗忘的‘另一个中国’。”

《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境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

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账,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然而“正版书”又在何处?书商在外流亡了几个月,连喊冤枉:“没想到国家出版社也耍无赖!”

读者更想不到的是,在“底层采访”过程中,尽管廖亦武隐匿其身世,却一直受到特别关注。1999年2月27日,廖亦武结婚大喜的日子,警察竟以“非法采访”的名义拘留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大部分手稿。廖亦武这些年所遭遇的困境,是绝大多数海内外文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没有任何安全感,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像一条狗,咬死一块骨头就不松口,哪怕人们撵你,诅咒你,用棍棒痛击你,也要与骨头同归于尽

“写了这么多年,我撑不下去了,有时兜里只有几块钱,连门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却不知道为何逃跑。我到语言不通的地方能干什么呢?继续写《活下去》?当然用不着把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了,用不着面对警察死撑到底了,因为谁能懂?

“时刻记住谁也救不了谁,你在孤军奋战。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索尔仁尼琴,既使有,也早被消灭了。因为没有朋友,没有珍惜他们思想与才华的人,大家内心都害怕,仅管也写些颇具正义感与良知的文章,却在个人行为上,心照不宣地恪守某种官方尺度。连西方来的文化、艺术大师接见的也是中国作协安排的可靠文人,虽然在形式探索上,这些文人可能属于先锋派

“地下文学传统自生自灭,因为国际汉学界被官方当红的文人所垄断,连马悦然也喝了蒙汗药,着魔似地推荐所谓乡土作家。他哪知道中国早没有沈以文时代的乡土了,连农民都堕落了,撒谎、卖人、连眼皮都不眨。”

7.一部书的奇迹

这种类似控诉的文字虽然令人心颤,但事实却证明了廖亦武作为文化游击战士的机智和顽强,因为2001年1月,他化名老威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60人本,上下册,40多万字,虽然这仍不是70余人的全本,但在独裁大国已堪称奇迹了。

近几年,我总是在北京的一些地摊上,看见若干港台版禁书的盗版,其中有《中国太子党》、《叫父亲太沉重》、《秦城春秋》、《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王丹回忆录》、《徐文立狱中家书》、《魏京生论民主》,等等,品种繁多,价格几元至几十元不等。高行健一获诺贝尔奖,成都马上就有《灵山》盗版,30元一本,后来印得太多,就降到8元,甚至5元也能到手。据说盗版书商一旦查获,肯定判重刑,直至枪毙,然而为什么盗版,特别是“反动书”的盗版屡禁不止?

这完全是利益的驱动,如同贩毒,风险再大,也有人铤而走险,并且前赴后继。廖亦武认为,同盗版相比,他的书风险小得多,看来,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唯有同金钱结盟,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中国底层访谈录》辗转了十几家出版社,均无人敢接招。长江文艺社当时的心理同盗版商颇相似:这肯定是各阶层读者都能进入的长畅书,风险大,利润就高。

出版社选择新年前夕出书以降低风险,所作的宣传也仅仅限于在地方报刊发些书讯。但《底层》这样不可多得的“抓人”的书,一旦投放市场,必定会引起社会反响。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50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3月4日,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钱理群、沈昌文、白烨、丁东、雷颐、摩罗、余杰、任不寐、徐晓、岳建一、李辉等30余位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新闻学专家、教授和学者到会并作了发言,首都20多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数百名读者旁听并踊跃提问。

主持人为冯小哲,大名鼎鼎的被禁思想杂志《方法》主编,他一再提醒大家为《底层》多披几层“学术外衣”,但知识分子们压抑多年的愤懑,均借《底层》朝外喷射。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些没有的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的真实感受。国内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却很难看到我国真实的一面。所以,老威这本书,已超出一本书的意义,非常值得读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去阅读,并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为作为公民,我们有知情权。”北京大学生物教授姚仁杰说:“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不管你怎么封杀,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被割掉。”

据参加过书评会的某记者描述:“局面越到后来越不好控制,大家抢着发言,矛头对准官方,把主办单位吓坏了。后来大伙见天色已晚,又移师京郊的大觉寺,以尽其兴,这时作者老威才出来与大家见面,吹箫、呼啸,并朗诵了纪念亡灵的诗。全场鸦雀无声,继而肃然起敬,继而挥泪与鼓掌,很多人都上台讲话,由衷地赞赏老威。这个光头的流浪汉,不知所措,就与摇滚乐手何勇合作了一首《阳关三叠》,老威吹罢两叠,然后柱箫长吟,余音回绕,泪水把嗓子都堵住了。”

8.知识分子的根本权利

在中共心脏地带举行异端色彩如此鲜明的活动,居然没出问题!这的确令许多人后怕,有人认为是法轮功帮了忙。但一周之后,情报还是抵达了有关部门。于是新闻出版署派出稽查大队,把位于北京大学附近的国林风总店搜了个遍,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今后举办任何活动,”稍后下达的文件道,“都必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追查尚未结束,全面销毁《底层》的指令则已下达,接踵而至的就是2001年4月19日的《南方周末》事件。

一个作家公开出版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这在当代出版史上也属罕见,所幸的是,官方应对类似“文化事故”的措施总处于置后,这就给自由思想进入市场,以打破意识形态的一党垄断提供了空间。廖亦武认为:哪怕存在一丝缝隙,也要尝试钻过去,渐渐,缝隙就越来越宽。“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本名不能用了,就用化名;化名也禁了,再想其它法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言论,因种种危险而自动放弃话语权利,就取消了自己作为人活在世上的理由。”

六四之后,曾经改良心切的知识界对一党专制彻底绝望了,流亡海外,隐匿书斋,投身商海,拒绝合作,但苦闷的心结一直纠缠着。这些年,我们经历了若干《东方》《方法》等精英刊物的停办事件,书的查禁也成为屡见不鲜的景观。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其中的操作细节又如何?我想,恐怕不亚于一部文化战争史。可惜,随着时间的无限推移与淡化,这将成为永远的谜团。

现实使我们失去了哈维尔式的乐观和理想。因为禁书在海外的出版也相当困难,那些精明的商人们,一直等待着廉价收购。而大陆符合官方口味的热门书(虽然有些先锋技艺上的争议)也是汉学界竞相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热门书  对于中国和前东欧、苏联,海外在文化和艺术上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在这里,我对在夹缝中出版禁书的单位和人表达敬意,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异端因之而面世;我还对《南方周末》等媒体表达敬意,仅管付出了代价,但对抗的信息得以大面积传播,并且不会由此划上句号。

禁书永存。(2001年6月于中国北京)
转自<<博讯>>(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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