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惨案与官场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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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3日讯】今年6月4号是中国学生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12周年的日子。当年青年学生的主要民主诉求之一就是反腐败。12年后的今天,腐败已经成为被普通百姓斥责为“无官不贪”的普遍现象。那么,12年前学生运动被中国当局暴力镇压,与目前中国官场的腐败有没有联系呢?

美国之音报道,隆隆的坦克声压倒了学生反腐败的呼声。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室主任鲍彤说,暴力镇压给腐败分子送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把要求反对腐败的学生镇压下去,本身就意味着给腐败升起一个最大的保护伞,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壮胆,告诉他们,反对腐败的学生已经被我们镇压了,你们可以放手地干,除此之外,还能够明确无误地给人家什么暗示呢?”

*痛恨他人腐败也痛恨自己没腐败机会*

6.4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认为,1989年学生运动遭镇压,也直接有效地阻止了普通民众参与推动中国的反腐败和政治改革:“我想,当腐败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本性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权力机制的问题,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但是,在6.4之后腐败非但没有被遏制,中共一再提出反腐败,反倒是腐败越来越大,跟6.4镇压有直接关系。6.4学生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腐败,结果是面对机枪和坦克的镇压。政府这样用暴力的手段来压制学生反腐败的要求,使得社会对反腐败的要求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来自社会下层,来自民众,来自公民社会的强大压力。”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说,时至如今,中国民众对腐败已经产生了麻木感。一个对腐败已经丧失了道德羞愧感的国家和民族,在根除腐败方面的难度可想而知是巨大的:“老百姓在痛恨腐败的时候,那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所以痛恨腐败应该是:痛恨他人腐败和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官员们贪污起来我看是没有什么道德羞愧感了。老百姓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已经非常高了。”

现在不仅仅是老百姓对腐败的容忍度高,就连被王丹称为中国社会最敏感的阶层–青年学生看起来很多人也对腐败保持沉默了。被中国当局指控为6.4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之一,中国自由派作家刘晓波认为,跟12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认同现存的社会秩序。他说,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他们根本没有反腐败诉求:“一个是理想主义的覆灭,另外一个就是从利益上讲,很多大学毕业生毕竟在竞争起点上有知识方面的优势,包括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中的一批人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批人对政治改革绝望之后,进入经济领域,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位置,逐渐成为现行秩序的受益者,成为单项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从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会有反腐败的诉求。”

*利益使知识分子缺乏反腐败动力*

刘晓波还指出,1989年中国知识界面临一个让他们难以接受的现实,那就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然而现在中国的知识界已经跟1989年时截然不同,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文化知识领域方面的优势,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市场,可以获得不错的生活方式。因此刘晓波认为,利益约束了他们,使他们缺乏强烈的反腐败动力。他说,不熄的公正感与社会正义感只能在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到。

不过,王丹认为追求物资利益并不是什么过错。他说,这是人类本性,无可厚非。他说,现代青年正处在一个历史回流,学生的政治诉求未来还会出现高涨:“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潮流的话,任何一条大河虽然往前走,也会有回流。从89年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上的一个回流,也就是说,在机枪坦克血腥镇压下的政治高压,会导致社会出现这样一段现象。尤其是政府高度垄断信息,那么广大民众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会有一定的顾忌,因为他们要考虑到安全各方面的社会压力。所以我想责任并不在青年学生这一边,而是在政府的强权压制。但是我想政府的高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一旦控制逐渐减弱,我相信来自青年学生的政治诉求又会高涨。”

鲍彤也认为,现在年青一代对腐败现象表现漠然,是政府高压统治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比当年的国民党大得多。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时,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没有饭吃,我在别的地方有饭吃。现在的学生,如果在6.4当中立了案,受过逮捕,受过整,那么现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工作呢?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哪里有一个可以让6.4 坐牢的学生坐下办公的地方?有这样一张桌子吗?”

*反腐败靠政治体制改革*

鲍彤相信,青年学生仍然是中国政治气候的寒暑表、温度计。现在之所以沉默是气压太低,是没有办法:“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更深层的东西,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种民主制度。有了这种制度,就可以从根本上制裁腐败,暴露腐败。让腐败没有容身之地。”

何清涟则认为,学生运动是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的一种街头政治形式。不能说是一种成熟的政治形式,虽然有可能促使社会改良,但绝对不是一种解决方式:“腐败不是靠学生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学生喊口号只不过是社会公众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不能说,现在的腐败因为学生没有喊反腐败就腐败了,也不能说,比较认同腐败腐败就更严重。”何清涟认为,任何公共权力从它产生之日开始就必然产生腐败,唯一的制衡方式就是把它置于社会监督之下。然而中国政府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何清涟说,人们总是说“舆论监督权力”,而中国的现状是“权力监督舆论”谁能说话,能说什么话都在权力的监督之下。因此何清涟指出,反腐败的根本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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