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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特稿】吴弘达:张良不良

吴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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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5日讯】 二○○一年五月

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制度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它是一种不适合人类社会的政治及经济制度。

一九一七年苏俄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剪裁后,移植在俄国由沙皇统治的半封建农奴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式的共产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帝国又通过战争及革命暴力,把这种制度推广到东欧八个国家中去﹝包括南斯拉夫﹞。十月革命之后,苏俄花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及人员,包括军事顾问到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及中美洲的古巴推行共产主义制度。二十世纪中叶,世界上有一股潮流,似乎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美好最理想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一时令许多追求理想的人为之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也使一大批狂妄的政治野心家为攫取权力,占有统治地位而疯狂一时。

曾几何时,维持了七十五年的苏维埃帝国最终红星落地,随之而去的是东欧八个卫星共产主义国家。

亚洲的三个,加上古巴,这四个存活到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随之崩溃,并不是它们的制度比苏联老大哥的更“合理”一些,而是因为这几个国家原有的封建文化及专制传统,被相当完整及巧妙的结合在现存的共产主义制度之中。譬如中国共产党除了马恩列斯的一套,还有毛泽东的那一套﹝包括封建政治中的权术﹞,及当今邓小平的那一套﹝包括实用主义﹞。这种独特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因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江泽民访美被邀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我也被哈佛的学生社团邀请在江泽民讲话之后,就在他所在的小教堂对面的纪念大厅(Memorial Hall) 前讲话。我当时指出:“请大家回忆一下,四十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一件事,即一九五七年的十一月,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云集莫斯科,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在苏留学生发表讲话,他说:‘今天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资本主义如同西落的太阳,社会主义却如旭日东升。社会主义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苏共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已消逝了。中共领袖江泽民今天跑到美国,这个资本主义老大的国家来了。四十年的时间对历史来讲实在太短了,你们相信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还会存在四十年吗?请大家稍稍耐心一点,历史会循着它的规律,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

共产主义的兴起,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旧有制度的不满及批判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共产主义消逝的主要原因不是国际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压力,也不是因为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暴君,引起了忍无可忍的反抗,或者出现了一些昏君使社会失序,而是共产主义学说本身的谬误,以及这种制度从根本上不可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在精神上物质上日益丰富,不断满足的社会环境。这在上个世纪在不同文化及传统的国家中已经试验过了,而且证明是失败了的。

共产党政权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当然会产生新的领袖及新的对策,即所谓“改革”。例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赫鲁雪夫公开谴责他。赫鲁雪夫的“全民共产主义”相对来讲,比斯大林时代开明多了。一九九九年我去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马加丹访问,这里是闻名的斯大林的“古拉格”之一。一九三二年以前,马加丹是一个荒辟的小渔村,斯大林从莫斯科等地陆续遣送了一百万囚犯来这里开发铀矿及稀有金属。马加丹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工程建筑,包括市政府都是犯人建的。直到今天,许多居民都是囚犯的后代。赫鲁雪夫谴责斯大林以后,马加丹劳动营在一九五六年废止。应该说这是苏维埃社会的一大“进步”,是赫鲁雪夫的“德政”。但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一九九一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落地,列宁、斯大林的塑像大批的拆了下来,这才宣告共产制度在苏俄的终结。学者们可以比较一下,当时赫鲁雪夫的所作所为,恐怕比一九七九年后胡耀邦、赵紫阳所作还要深广一些。赫鲁雪夫及他的后继者只是“改革”了一些前统治者的“错误”及给了人们“喘一口气”的机会,其目的是延续共产党的专制制度。

列宁、斯大林政权建立之后,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三十余年中已经有难以计数的事实表明了这个苏维埃政权的残暴、荒谬及欺瞒。但还是有不少人,甚至一些广受人们尊敬的人如苏俄的高尔基,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罗曼罗兰等大大小小的知名人士为它唱颂歌。当时有多少人向往著苏联,去莫斯科朝圣,景仰斯大林,说他是人间的太阳。

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最有震撼力的莫过于来自那个阵营内的人。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这本书远比赫鲁雪夫谴责斯大林,改变斯大林政策更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指出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自此,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的起义,波兰工人的斗争,到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最终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的倒塌。

可惜吉拉斯的反叛并没有对中国起多大影响。中国知识份子,他们的脚步总是不同于,或者说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趋势﹝他们是这个国家中,最可能接近真实历史及世界发展潮流的一批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正是这一群人蜂拥加入共产党的时期。包括当今在朝的江泽民、钱其琛、朱镕基以及在西方流亡的刘宾雁、苏绍智都是当年中国社会中的热血青年。甚至一些已学有所长,知识渊博,对世界有所了解的人,如吴晗、傅雷等人都拜倒在毛泽东这种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中屡见不鲜的李自成、赵匡胤、洪秀全式的人物脚下。

中国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与比它早二十一年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相比较,在领袖人物的素质、思想成熟的程度及政治诉求的内涵等等方面都相差甚远。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份子相对来说是较稳定的一个群体。因为中国知识份子传统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思想及情绪相当深厚,这个群体较其他群体在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中获得的实质利益及机会更多。

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全国性的存在已五十一年了。以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为界,前后分为两个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模式,包括绝对剥夺个人自由,绝对封杀一切个人生产方式,严密封锁控制整个社会,不断制造政治迫害及发动政治运动,经济上完全不遵守规律,疯狂的破坏性的摧毁经济生产制度。一九七六年后是邓小平模式,共产党不得不接受严峻的现实,它面临着“三信危机”– 即人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仰,对共产党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为此,邓小平抛出“白猫黑猫”政策,实际上是承续中国历史上的“让步政策”。有限度的扩大个人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度,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给人民一个喘气生息的机会,以使共产党王朝延续下去。实则邓本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告诉大家以后一切靠“摸石头过河”了。毛式或邓式的共产党政权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请看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定下的“六项标准”与一九七八年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两者没有根本性区别。

昨天的赵紫阳、胡耀邦,今天的江泽民,明天的胡锦涛,或许在个人人品及某一事情的观点上有差异,就如猫有白色黑色之分,但本质上都是“猫”,老共产党人,新共产党人都是共产党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一个按电钮转动埋葬共产党政权的机器的人。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出现。

张良的“六四事件真相”这本书,目前引起了三个争论的问题,第一是所谓真实性及其内容的深度及广度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书中内容都是由某某人掌握某些文件之后,作了选择及摘录﹝姑且不论其中是否有伪造、窜改﹞。选择及摘录的结果必然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图,而这个思想意图在张良的英文版序言中已表达得十分明确,不必赘述。书中的内容应该大都是真实的,但对整个历史来说,书中所搜集及引载的文件还是有其局限性及片面性。第二个问题是所谓震撼度。六四真相这本书再次曝露了六四镇压的实际过程,包括谁是元凶及决策过程,提供了一些有助于认识全貌的细节,这是有益的。其描述的整个轮廓及实质性,与多年来各方面的报导及相关资料相去不远。例如赵紫阳的检讨书,一九九四年香港“信报”已报导,邓小平及几个元老的决策情况,一九九七年“开放杂志”已作过相似的报导。所以该书并不会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第三个问题是张良通过这本书提出的政治诉求及展望。张良指出,第一,中共内部有一种健康的政治力量,即存在着自由派、民主派,例如赵紫阳就是代表之一;第二,这种党内“民主派”是具有实力及能力的,是目前国内唯一政治力量;第三,只有这个派别上台才可能为“六四”事件平反;第四,海内外的所有异议份子、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应团结在这个共产党的民主派别之下,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良的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分析及观点暂且不加讨论。

概括的说,张良的分析及展望是缺乏根据的,他的结论及诉求是对历史的反动。

首先,共产主义制度是制度问题,不是那个领导人好坏的问题;第二,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内目前确实存在一些派别,应该说这是权力场内斗争过程中的常规现象。各派别之间也许有政治上政策上的差异,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派别可能站到“体制”外来,更说不上有某派别真正是民主自由派;第三,把中共内部某一位领导人或某一派别放到“唯一政治力量”的位置上的说法是罔顾现实情况的。今天中国大陆农民求生存,工人们求变革,宗教活动蓬勃发展﹝法轮功是一例﹞,以藏族为首的少数民族寻求自由、反压迫,知识份子的思想活跃与敢言等等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巨大政治力量。难道一定要靠“党内民主派”才能战斗吗?第四,目前全国的形势,正如苏维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过的一句话:“上层的人不能再用老的方法统治了,下层的人不再接受老的统治方法了。”共产党为了顺应形势的发展有可能换上一批“形象好一些”的领导人,会对群众运动掉眼泪的人。实际上共产党已经这样做了。例如,把一个曾经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朱镕基放到总理及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去,这对于传统的共产党人及他们的子女是很不能接受的。可是朱镕基的形象给共产党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对他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跨出“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框框。这几年来,朱镕基不是精神抖擞,鞠躬尽瘁地为维护其共产政权劳累奔波吗?第五,为什么要犯了残暴行为的中国共产党来给六四事件平反?向当局提出要求平反,就首先承认了这个政权的合法及合理性。于是,只要当权者“认错”,奴才们就会感到“皇恩浩大”了。中国的知识份子总是直不起腰杆来。我们应该要求的是正义的审判,公正的历史结论。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东德的昂纳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科的下场就是正义及公道的胜利。如果期待一个历史上残害了无数人命的政党中的所谓民主派来给予平反,就是说人们还要在这个政党统治下跪着生存。张良确实看准了一些奴才相的人求平反的心情,但是历史绝不会这样发展的;第六,目前,海外一些曾是北京政府通缉名单上的人,如今不仅他们的亲属得到各种来去自由的权利﹝相对某些人只要踏上中国大陆就被抓起来,他们的家属怎么也拿不到护照,这不是应该深思的现象吗?﹞而且这些人本身也屡屡返国,安安全全,这不是给其他人立了一个钻狗洞的榜样吗?第七,目前存在着一种“狼来了”的现象。有人说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自有特色,不搞个权威就会天下大乱,内战饥荒跟着就来,这无益于全民族,所以不如有一个“好一点的,民主一点的”共产党政权来过度一下。祈求整个社会和平的,渐进的提高自由民主及人权的思想意识,及注重改进经济生活水平,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今天掌握著权力的人是否愿意接受民主自由这个目标及渐进的过程。这些权力统治者有放弃权力,接受历史潮流的愿望吗?目前掌握权力的共产党政权不是在变本加厉的镇压人民吗?有一条是最易做到,最好的测试,就是允许不同的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及看法,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可是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请问北京政权能做到吗?

《“六四”真相大家谈》大纪元出版社六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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