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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眼中的人生、财富、失败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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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日讯】 杨澜说财富

卓别林当年在好莱坞拿到他的第一笔巨额片酬时,欣喜若狂,后来,有个制片人对他讲: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毁在钱上的。于是,卓别林问:那怎么知道有多少钱就能毁了我呢?那个制片人又告诫他:当你还能理性地支配手里的钱时,就能获得心理上的最大自由,但如果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花太多的钱时,那就离被金钱毁灭不远了。我现在还能理智地支配钱。

赚钱这件事,真的想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赚到。我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了,我也没有更奢侈的要求。钱要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才是好的。

《福布斯》杂志的评选排名,恐怕离准确和完整还差得很远,我相信,中国很多事业有成的商人都是比较低调的,像我这么高调,肯定不是好事。其实,这种财富都是纸面价值。我在公司只是拿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制片人的收入,而我先生在公司没有盈利之前是不拿工资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些钱会改变我个人的生活,但是对于事业来说,有这样一个开头,我觉得非常高兴,而且希望公司的运行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员工都有公司的股份,我希望他们都能发财致富。

杨澜说失败

逆境每个人都会经历,我也绝不会比别人少。不管是得意的时候还是悲观的时候,都要了解自己最需要什么,对自己想要的东西要明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对于成功和失败可以看淡一点。

我是199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候我们都用手动打字机打论文。我们宿舍有个同学的男朋友是北大的研究生,能够用电脑打论文,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后来,一个毕业的留学生给了我一个286的电脑,有一次,也是打论文,打到凌晨三四点钟时,死机了,内容也没存盘,我就哭了——这篇文章第二天要交的,而且前面写过的东西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就觉得末日到了一样,但还是要擦干眼泪重新写出来。这个经历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

杨澜说家庭

生孩子比在电视上露脸重要。世界上没有绝对矛盾的两件事,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一样。我们喜欢把事情对立起来,比如家庭和事业,其实它们好比是左腿和右腿,如果问你想要左腿还是右腿,这是没有意义的。当两者有矛盾时,要看轻重缓急来取舍。我1997年生完孩子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一些电视主持人,为了怕在屏幕上消失,尽量晚生孩子,可我的建议是,该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吧,这比你天天在电视屏幕上露脸重要得多。

我觉得娶个有名的太太对男人来说不太公平,人家会问我先生,“你是杨先生吗?”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之所以能够全副精力投入这个工作,还是因为有一个很稳定的而且非常支持我的先生——我们有共同的理想。虽然创业非常艰辛,但是,能够同时做一件事,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一对夫妻都有的。

家里的事情我管得更多一点。孩子的教育、家里的装修,都属于我的管辖范围。

我认为,对孩子来说,任何具体的才能都是次要的,比如钢琴、外语,最关键的是身心健康:他可以没有障碍地和别人交流,对任何事情以开朗活泼的性格处理。我认为,这种对性格的培养,能给他带来一生的幸福。空闲下来就喜欢跟孩子玩。有一次去美国,突然有一天,没有什么事情,别人也找不到我,我就进了电影院,看了5部电影,出来以后,5部电影叫什么名字都忘了。

杨澜说事业

做主持人更容易。以前做主持人,现在自己开公司,两种感觉我都喜欢。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我大可不必像现在这样——做公司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开拓性的市场会面临很多困难。做主持人也好,做“阳光文化”也好,都是因为自己喜欢,喜欢做文化的、专题的、人文的节目,只是在规模上有所不同而已。而且,我从没想放弃主持人的工作,去年暂停,只是因为我怀孕,而不是忙于创办公司——我总不能挺著大肚子做节目吧。就目前来说,我当然是做主持人容易一点,毕竟做了11年了。

以前凤凰卫视的总裁王纪言先生讲过一个笑话,说凤凰卫视工作非常辛苦,以至于后来几个主持人买礼物送给董事长刘长乐的时候,凑钱买了一个榨汁机。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公司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但是从工资水准来说,在市场上是处于比较上游的。而且,所有工作人员对我们的事业也有文化认同感,不光是为了打这份工。

杨澜说梦想

重头再来,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如果一切重头再来,我觉得不可能比现在更好。那时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会嫁什么人,但是我希望过一种很充实、很丰富、很健康、很正常的生活,现在我所做的事、所过的生活,正是我在学生时代梦寐以求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现在,梦想成真了。

──原载《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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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7-02 12: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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