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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4日讯】 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何时向人民、向历史说清楚、讲明白五七年抓右派、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浩劫、八九年三十万大军进北京等等？有没有勇气下“罪己诏”？还是等着历史的裁判？对于一个执政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政党来说，八十周年党庆之际，或许正是它躬身自省、检讨?F、反省失德、总结血泪教训的最佳时机。
小叶：您好！
又到了给你写信的日子。你大约不会忘记，今年七月一日是咱们党的八十大寿生日。八十周年，在历史长河或许是短暂的一瞬，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却是相当的漫长。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年过八十已算相当的高寿了。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马克思说阶级、政党、国家最终都要消亡。因之，无论是从生命的自然法则，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万岁的领袖万岁的党，是绝无可能的事，且是十足的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曾记否？当年几亿人口齐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多少愚民杜鹃滴血，几乎喊到气绝，结果怎样？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了吗？倾全国之力，拜最先进的医学科技之赐，毛泽东同志也只勉强活了不足八十三岁，最终遗体要被解剖，掏去五脏六腑，才去泡福尔马林，制成一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木乃伊。可见，对于一名领袖也好，一个政党也罢，“万岁、万万岁”这类反科学、反文明、反社会的口号，还是少喊最好不喊为好，喊多了反而会折寿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万岁、万万岁”，老百姓怎么办？国家民族怎么办？历史的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万岁”喊得震天价响的大跃进岁月、文化大革命岁月，等等，正是封建法西斯主义肆虐我神州大地、亿万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的血泪浩劫。倒是毛死江囚之后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万岁”喊得少了些，市面上的各类商品日见丰富了起来。
执政党的自我颂扬运动
你们居住在港、澳地区的同胞或许感觉不到，在祖国内地，自今年年初起，即开始了一场全国规模、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执政党自我颂扬运动：各大中城市都先后举办了“党在我心中”的大型歌咏演出，所有的电视台、电台也都开设了纪念八十周年党庆的专题节目，以及一大批献礼影片、电视连续剧、文献纪录片、歌剧、话剧等等党庆作品。歌颂中国的革命题材不过瘾，还专门组织人马赴乌克兰、俄罗斯拍摄了数十集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不再“共产”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跌破眼镜；最近又传出某单位正在赶拍电视连续剧《卓娅和舒拉》！给人的感觉是时光倒流加穷途末路。中国的革命英雄夏明翰、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等等九泉有知，不知要作何悲号了。
在这场执政党的自我颂扬运动中，还出现了类似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团”，走村串乡，张灯结彩，不过这次“讲用”的是“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煞是怪事，毛泽东思想不“万岁”了，刚弄出个“邓小平理论”，就又换上个“江泽民思想”，周期越来越短。
毛泽东害死了多少“老乡高官”
前几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过一次电视剧《毛主席和湖南》的新闻发布会。我看到这则要闻报道，作为一名入党四十多年的党员，心里很不是滋味。不错，毛泽东是湖南人，湖南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发祥地。但是对于毛泽东的领袖生涯来说，井冈山、延安、北京，不是更显重要些？甚至北戴河、杭州西湖、江西庐山、武昌东湖，不是更富浪漫色彩？却偏偏拍摄了一部《毛主席和湖南》作为八十周年党庆的重头戏，真是那壸不开提那壸。人家第一句就要问：毛主席害死了多少湖南籍的高级干部？
不错，延安之初，毛泽东同志为了荣登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宝座，确曾苦心孤韵地经营起了一个“湖南老乡班子”，出现过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三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清一色湖南人的局面，把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统统排除在外。加上延安守备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是长沙人，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王震是浏阳人，为中央书记处保驾护航，还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毛泽东同志当时一再著文、演讲，反面文章正面做：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毛泽东同志进了北京，成立了新中国之后，他老人家整肃最烈、迫害最众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恰恰又是湖南人。他认为，老乡最是信不得，靠不住。
一份不应忽略的人物名单
众所周知，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因对毛氏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提出异议而被打成“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四个首要分子中的三个：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是湖南人。其中的周小舟曾是他延安时期的政治秘书，据说两人还是远房亲戚。周小舟后来受尽凌辱，文革时期在广州中南科学院遭到残酷打斗，而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自杀身亡。
在庐山上受到迫害的还有另一个湖南才子，当时任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被开除党籍，押送北大荒劳改。还有解放军上将邓华（湖南郴县人）被开除军籍等等。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端，则是出于毛泽东要清除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所掌控的党的组织系统。结果，刘少奇被毛夫人江青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以“医疗服从专案”活活整死。
文革中被整死的“湖南老乡”还有：
毛泽东的长沙一师学长、党的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曾任毛泽东上司的中共中央早期领袖李立三；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翦伯赞；
曾在文革初期荣升党的第四把手、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
解放军大将许光达；
解放军元帅贺龙；
彭德怀元帅在文革期间受尽折磨，单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就被毛泽东所宠爱的北京红卫兵领袖、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暴打，七次被打倒在地上。后一直受罪，拖至一九七四年才被“医疗服从专案”整死……
八十周年党庆献礼大剧《毛主席和湖南》，为什么不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李立三、陶铸、李达、翦伯赞、许光达、周小舟、黄克诚、邓华、李锐、丁玲、沈从文、贺绿汀……等一长串受迫害的“老乡名单”串上去？毛泽东和湖南，离得了这些“老乡”吗？
中共和毛泽东划不清界线
其实，对于一个执政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政党来说，八十周年党庆之际，或许正是它躬身自省、检讨?F、反省失德、总结血泪教训的最佳时机。
近年，党内已有某些较清醒的声音出现：建议今天的党中央，应尽量设法和毛泽东划清界线，丢掉毛泽东这个沉重而又极不光彩的历史臭包袱。再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毛泽东当作神主牌来供奉，无一利而有百害。八○年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就有人提出：把毛泽东那业已发黑变质的“真身”从“毛主席纪念堂”移出火化掉，纪念堂或拆除或改名革命先烈纪念堂；到了九十年代，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更是在一次政协委员座谈会上，大胆陈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王八蛋的画像还不摘下来？还挂在那里招摇，有碍观瞻！
但是，不应忘记，毛泽东同志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他们所有的?F、失德，错误罪责，都是以党的名义，打着党的旗号，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作出了决议，之后才犯下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应由党中央乃至全党来负责任。党的领袖在领导党期间，以党的名义、利用各级组织所犯下的错误、罪责，是不能推给个人的。那是咱们党内讲清楚的问题，面对国家、民族、人民，你一个执政已超过五十年的政党，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F失德
那么，有哪些个重大的?F、失德，该由咱共产党勇敢地、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责任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咱们党属于在野，被诬为“匪党”、“乱党”，所犯过的重大错误，比如一九二九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红科在上海的怵目惊心的暗杀活动，闹的天怒人怨，声名狼藉，致使地下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江西苏区；比如一九三○年前后毛泽东等在江西苏区、夏曦在湘鄂川边区根据地大规模滥杀AB团、改组派，致使数万名红军将士惨死于自己人之手，等等，就不去说它了。即使是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F、失德，也只能拣几桩对国计民生、百姓性命最关紧要的政治运动，简要说明之。
预设陷阱，引知识分子入罪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方针，号召人民“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不抓辫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戴帽子。毛泽东还亲自主持座谈会，发表讲话，批评、劝告那些思想有顾虑，不敢提意见的人，鼓励他们解放思想、丢掉包袱，广开言路。
事隔数月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夏季，毛泽东忽然翻脸，亲自给《人民日报》写反右社论，指示党中央成立反右斗争领导小组（邓小平任组长），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在文化、教育、科研、新闻等部门，订指标，派任务，以大扫荡方式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全国共抓出五十三万多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犯。从中央到地方，知识分子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事后，毛泽东说，他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个“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
堂堂共产党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竟然预设骗局、陷阱，引全国知识分子上当受骗，跌落暗无天日的政治陷阱之中，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一九七九年，自身也历经文革磨难的邓小平、胡耀邦力主给全国右派平反、改正，叫做“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结果发现，全国只有“九名真正的右派分子不予平反改正”。事已至此，当年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却仍然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本身没有错，只是打击面扩大化了。于是出现奇特的数字逻辑：一九五七年为了抓出九名真正的右派分子，而“扩大化”了五十三万多人。
劳民伤财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刚愎自用，不懂装懂，异想天开地提出“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在工农业主要国民经济指标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而不顾一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不应忘记，毛泽东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中央工作会议、党代会议、中央全会，来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三面伟大红旗的。
于是“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一两个月时间，“共产主义”过黄河，跨长江，抵珠江，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消灭私有制，实行供给制，六亿农民吃饭不要钱，吃公共食堂。在这同时，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统一布置全国各省区竞先发射“农业高产卫星”、“工业高产卫星”，北方小麦卫星每亩三十万斤，马铃薯卫星每亩八十万斤，棉花卫星亩产十万斤；南方则水稻卫星每亩十三万斤，红薯卫星每亩一百万斤。以上“卫星”，都上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喜讯。一九五八年九、十月，党中央更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九千万劳动力上阵，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大规模砍伐树木烧木炭，致使全国森林资源、矿产资源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炼出来的却是一砣砣没有实用价值的土铁、毛铁。
据统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单是“九千万人上阵炼钢铁”一项，就浪费了五十亿元人民币。那时的五十亿元人民币是多少？彭德怀元帅说，若用这笔钱换算成美元，可以把一九五八年全世界所有国家生产的钢铁通通买回来。
以阶级斗争掩盖大饥荒灾情
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
由于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运动失败拒不认错，并继续反右倾，胡作非为，终于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广、时间最长的一场旷古大饥荒。
饥荒之初，面对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断粮死人灾情，毛泽东主席仍然咬定牙关，硬说是阶级敌人钻进了农村干部队伍害死了贫下中农，是阶级斗争问题而不是粮食短缺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国务院派出一批批部长们分率工作组赴各地调查阶级斗争情况。这些部长们在各地看到了严重的死人灾情，返回北京后却不敢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以免被戴上“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
这种丧尽天良的政治僵局，还是由大跃进干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打破的。一九六○年夏天，陶铸率中南局工作组赴河南信阳地区调查，写出调查报告，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的死亡人口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等等，上报中央，证实农村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不是什么阶级敌人钻进了基层干部队伍迫害农民，而是党的方针政策失误所致。
毛泽东再不能以阶级斗争来掩盖严酷的饥荒灾情，只好宣布“退居二线”，勉强同意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们去调整政策，开展全民救灾工作。他本人则躲到南方去养病休息、听戏跳舞，同时也是监党、监国、监军去了。
三年大饥荒，死人知多少
三年大饥荒，全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此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从未正式公布过，党内也从未有过传达。倒是零星地漏出过一些省区数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闹得最疯狂的河南省，死亡人口六百余万，信阳、开封地区出现了无人村、无人乡；安徽省死亡人口五百多万，准北地区出现了无人村、无人乡，等等。
胡耀邦在一九八○年代任职党中央总书记期间，曾于一次党内讲话中透露，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有二千二百多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另据一项相关的资料透露，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计有三千五百三十一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还不包括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非正常死亡”的数百万人口。
二千二百万也好，三千五百三十一万也好，这是个什么数字？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民族，哪一个王朝，哪一个执政党，拥有过此一数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作为反纳粹德国的主战场，五年卫国战争全苏伤亡人口为二千余万；
中国八年抗战，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全国伤亡人口为二千余万。
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在我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和平岁月，四境安宁，一无战争，二无天灾，造成中华民族如此巨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不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制造的人祸，还能是什么？怎么能从历史上抹掉？好像英明、正确、光荣、伟大执行五十二年，什么错误都没有发生过？
文革抄家、死人知多少
接下来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浩劫。同样地、毛泽东通过党中央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决议，而把全国人民带进了长达十年的黑暗岁月。
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的全国性红卫兵、造反派的打、砸、抢、抄、抓狂潮中，抢、抄了多少人家？打、砸了多少文物？倒毁了多少古迹？有这方面的详细统计数字吗？事隔三十多年，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片断的回忆文字里，获知少许情况。如仅在山东孔子老家曲阜一地，毛泽东夫妇所宠爱的“造反女杰”、北师大红卫兵司令谭厚兰率领手下二百余人，用二十九天时间，共倒毁孔府、孔庙、孔林各类文物六千余件，毁坏历代石碑一千余座，烧毁古书二千七百多册、珍版图书一千多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首都北京抄家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市抄家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二户，南京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被重复抄了二十四次！……全国其它地方呢？敢不敢公布这类统计数字？
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全国武斗、派战期间，全国共计打死、打残多少人？有粗略估算称，此期间全国有八百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在毛泽东爱将韦国清的纵容下，以“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的名义活埋掉的十多万名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湖南南部地区也活埋掉四万多名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北京郊区大兴县，在毛泽东爱将谢富治鼓动下，活埋地主富农的时间最早（一九六六年八月），据称只有三百二十人，年长的八十六岁，年幼的仅两岁。
据另一项估算：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被打死、斗死、被迫自杀、被专案治疗死亡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干、军队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达三百余人，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陶铸、军队元帅贺龙、彭德怀等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教授等著名人士则达两万余人。
十年浩劫期间的这些滔天罪孽，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过草草的平反，所谓“落实政策”，但至今没有认真、深刻的检讨。遵照邓小平“文革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指示，弄成一笔糊涂账，让时间去淡化，以图避过历史的清算纠缠。
有无勇气下“罪己诏”？
我们党最近的一桩大的?F、失德，是于一九八九年春夏首都学运、民运期间，调动三十万野战军进北京，以坦克、机枪去对付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据当时的国务院发言人称，整个“天安门广场风波”，总计死了三百二十多人，伤者则多达七千余人，其中五千多名是解放军指战员。全副武装、坐在坦克、装甲车里的解放军伤了五千多人，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倒是只伤两千多人、死亡三百多人，这种数字说得过去吗？能有什么信服力？
总之，五七年抓右派，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浩劫，八九年三十万大军进北京，等等，共产党作为咱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何时向人民、向历史说清楚、讲明白？有没有勇气下“罪己诏”？还是等着历史的裁判？我们拭目以待。
北海闲人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转自《争鸣》(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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