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北京“定性”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7月5日讯】《大公报》社论认为香港六七年事件“本质上是一场民族压迫”，民建联副主席叶国谦说反英抗暴斗争是“民族大义”，他强调当时出现放置土制炸弹事件绝不是斗委会发动，只是部分市民基于民族感情自发而为，“不少学生、工人亦有伤亡”。

如此大规模的暴动与镇暴，互有死伤，是不待言的。但说放置真假炸弹事件“绝不是斗委会发动”，未免昧于事实。斗委会通过左派报纸，号召“人民战争开始”，“抗暴斗争要越级”，“港英如再顽抗不低头，将会尝到菠萝”。左报还报道“摆真假炸弹阵的活动迅猛开展”，“有一天，在港九市区出现的真假炸弹多至二百个左右”。

实际上，这是斗委会通过左报的较为夸张的报道。这报道本身也是一种动员，动员群众更积极地放置真假炸弹。据警方统计，六七年五至十月，市区被放置的真假炸弹逾五千枚，其中假弹逾四千枚。暴动及镇暴造成的伤亡：警员死七人，伤一七九人；军人死一人，伤二十三人；保安人员死一人，伤四人；市民死二十四人，伤二九九人；暴徒死十一人，伤一八五人。被捕共四○五○人，罪名成立入狱者一七四九人。

被捕的，被指为暴徒而死伤的，笔者相信多数人是出于民族义愤，但他们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是该谴责的。只不过，这些人都是被动员、被利用的群众，真正的罪魁祸首，应是发动他们去冒死破坏社会秩序的斗委会，而作为斗委会主任的杨光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当然，归根究柢，杨光也是被利用的。真正应负责的，应是中国的文革。若没有文革，新蒲岗塑胶花厂的工潮也就不外是一件小小的工潮罢了，怎会发动左派群众，轮番前往支援斗争？怎会胸扣毛章，手挥语录，高呼口号，把警察视为“敌人”？怎会发动群众，游行到港督府并在门外贴满大字报？反英抗暴斗争，正是在学习大陆红兵“造反有理”之后，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实践以毛泽东思想去斗倒帝国主义。

多年前，《人民日报》出版了一本《香港大事记》，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这一大事上，记下了这样一笔：“仿效国内‘文革’方式，开展了群众运动”。这是北京给斗委会的定性。

特区政府是支持北京现领导对六七年斗委会的定性，还是支持这种“文革”式的群众运动？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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