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主要内涵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三份重要人权文件，被公认为“国际人权法典”。
其中，《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本公约）规范权利内容包括有：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参政权、财产权、隐私权及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表现自由、和平集会与自由结社之自由、居住迁徙自由等。将国际人权保障的范围，从原来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人权，扩大到涵盖公民的自由权、社会权、平等权、参政权等各种集体权利在内。本公约所确认之权利，大体上均着重于个人有权对抗来自于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与压制。
公约之批准与执行
台湾曾于1967年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后因退出联合国失去代表权，以致未完成后续之批准程序。目前马总统已完成上述两公约之批准，然因台湾非联合国的会员国致批准书交存联合国时被退回，然立法院已审议通过“两公约施行法”并经总统公布施行。
施行法明定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之规范，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政府施政应符合两公约有关人权保障之规定，并保护与促进两公约所保障各项人权之实现。随着两公约的批准施行，使本公约成为国内法律之一部分，台湾对人权的保障，堪称已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
公约及与之相抵触之现行法令，如何定其适用之优先顺序？
依宪法第63条规定缔结之条约，其位阶等同于法律。而现行法令及行政措施与两公约不符之处，由法务部官方所搜集公布者，即已多的不胜枚举。则在相关法令之制定、修正或废止前，如何定其适用之优先顺序，自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按法律不得抵触宪法，命令不得抵触宪法或法律，下级机关订定之命令不得抵触上级机关之命令；又对于同一事项之特别规定应优先于普通规定而适用；法规有变更者，适用新法规。但旧法规有利于当事人而新法规未废除或禁止者，适用旧法规；此“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先前法”及“从新从优”之法律冲突适用原则，均为中央法规标准法所明定。因此，同为法律位阶之公约或现行法律，自应依上述“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先前法”及“从新从优”原则，定其法律冲突适用之优先顺序。
本公约在规范公民与政治权利之保障，如果涉及公民与政治权利事项，则本公约所规范之内容，即属此一事项之特别规定，同时考量“从新从优”原则，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之规范而适用。
现行集会游行法之规定为例，探讨其法律冲突之适用
依本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1条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而现行集会游行法规定，室外集会、游行，应由负责人填具申请书，于六日前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否则，该管主管机关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经主管机关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处以罚锾。仍继续举行经制止而不遵从，首谋者尚应处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集会游行法》开宗明义于第1条揭示“为保障人民集会、游行之自由，维持社会秩序，特制定本法”。名为“保障”却严予控管。而经依法申请之集会、游行，主管机关有准驳之裁量权。许可集会、游行时，仍得附加诸多所谓“必要限制”，如人数、时间、处所、路线等。显与本公约上述规定有违。虽然行政、立法机关已展开对《集会游行法》的修正，但行政院所提出的条文版本，实质的控管完全没有放松。
在《集会游行法》未完成修法之前，如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先前法”及“从新从优”原则，自应以本公约之规范被优先适用，现行“集会游行法”与本公约有冲突部分，应排除其适用。始合乎马英九总统所说要“把街头还给人民”之人权理念。
人权被视为超越国界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资产，在标榜崇尚民主自由之台湾，为提升国际人权地位，更应贯彻人权基本理念之实践。两公约的批准及两公约施行法的公布施行，使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台湾，同样能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真正朝向以“人权立国”的目标迈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