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3日讯】日前，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从明年起，中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这项政策将在五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一时间，此消息流布甚广。
据《瞭望》杂志12日报导，自30年前中央连开5次会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一代人生育率”之后，中国的人口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专家介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少生了4亿人，但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中年空巢等，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表示，“30年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残害了数以亿计的胎儿，其中女胎或女婴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义不容辞的反抗这种残害儿童的恶法。”
“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
何亚福告诉《瞭望》，“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一位官方学者称，对此事“知道一点”，但具体信息不愿更多透露。而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们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尽管未有正式通知，但地方对此事却已多有所闻。
9月中旬，浙江省刚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研。据《钱江晚报》报导，杭州市各社区在几天内对全市上千人进行了电话调查，内容便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是否愿意生育二胎。而据杭州市江干区计生局工作人员称，调查范围不只是杭州，而是覆盖了浙江省。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对媒体称：“这是省里在做的一个调查，是为国家做决策服务的。”这一消息一经发出，便引来人们对二胎政策变化的猜想。旋即，在9月16日上午，浙江省计生委叫停了这次调查。
浙江省计生委办公室主任潘祖光说：“国家有这个计划，但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也在等。”他直言，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对某些省份。
今年1月25日，《新京报》报导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有望实行“一独生二胎”。但第二天，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即矢口否认。
计划生育讨论空前热烈
最近几年，舆论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可谓空前热烈。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放开二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学者们为计划生育松绑的呼声在这两年也陡然增高。2009年11月26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中国需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呼吁“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学者田雪原去年12月4日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
不过，根据近年来的调研结果，随着育儿成本的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正是老龄化严重的地区。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等地，就一直在试行二胎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曾在2005～2006年前往这些地区调研，结果发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试点人群，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也常年保持人口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不到2。而且，在这些地区，一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的比例不断下降。
辽宁省计生委的匿名人士估计，全面放开二胎，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这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头疼不已”：“我们耽误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多了，人口问题不像经济问题，错过了容易调整，人是过一年长一岁。”在他看来，没有讨论的空间，是目前计生政策的最大问题。当然涉及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我们现在还是GDP挂帅，因此分母(人口总量)越小越好，最好分母是1。”
一胎化酿苦果 中年空巢日渐严重
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日渐长大，中国的空巢现象如潮水般，在浸没了老年世界之后，开始侵向中年家庭。
独生儿女们离家求学、就业和结婚，越来越多的低龄空巢家庭开始在城市里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空巢家庭占老人家庭总数的10％，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则上升到30％。而再过5到10年，这一比例将飙升至50％，2025年则会达到高峰，而且，空巢现象开始前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家庭已经空巢。
中秋节刚刚过去，就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发现，团圆越来越难了。曾经的三口之家逐渐被中年空巢家庭所取代。据问卷调查显示，仅广西南宁市有71%的家庭面临着孩子外出求学、找工作的情况。家住南宁市明秀小区的张女士说：“儿子不回来过中秋，买了月饼也不知给谁吃，实话说我连准备中秋晚餐的心思都没有了。”儿子离家上大学后，她感觉生活的重心一下子找不着了。
此外，还出现男女比例失调，民工荒、人口老龄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专家：一胎化政策的无人性
1980年9月25日中国政府发布计划生育政策。97年又出台“七不准”，明确禁止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非法羁押亲人、扒房子等暴力行为，但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指出：“七不准”是给外国人看的，目的是把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打扮成公民自愿的。而“计生暴行”：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非法羁押亲人、扒房子等暴力行为至今也没有消除。暴力阻止无证生育是计生行政许可制度合乎逻辑的结果。
他说，如果中国政府真要阻止计生暴行，为什么不通过公开程度较高的法律和司法手段，却要用国家计生委的一个公开程度很低的文件？计生暴行不止是中央政府所默许的，而且可以说是中央政府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本身就来自国务院的文件，2002年制定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也对计生暴行装聋作哑。
他还说，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残害了数以亿计的胎儿，政府不把无证生育又没有缴纳所谓“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黑孩子当人。“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夺走了大量孩子的奶粉钱。其中女胎或女婴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反抗这种残害儿童的恶法。
杨支柱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于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但杨今年4月被学校下岗。每月应发工资960元，实发工资368元。两个月后再减960元，变负数了。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他征收24万“社会抚养费”，因无力缴纳，杨挂牌卖自己，一口价64万元人民币。他说：“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拒绝好心人的捐助，因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