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孔子的千年孤独

第194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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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6日讯】(编者按: 传说公元前551年公历9月28日,孔子诞生在中国山东曲阜,中华民族也因为有了孔子而不同于其他民族。孔子讲了做人的道理,让中国人受益,其中庸思想能使人处于不败之地。不过两千年来孔子是孤独的,因为后人都站在各自的立场观点解读孔子,有意无意地曲解了孔子的原意。特别在当今大陆,当一轮轮批孔运动之后,中共又举起孔子大旗,以便进一步地摧毁中华传统文化。2011年9月28日,大陆很多地方举办了祭孔活动,不过,假如先贤在世,他会怎样评说今日当权者的“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呢?又会怎样回答当今后生用现代语言的各种提问呢?应读者推荐,大纪元再次刊登去年《新纪元周刊》194期封面故事:孔子的千年孤独。)

孔子,一个真实的人,其名字穿越了半个中华文明的历史风云,伴随着一代代中国人走过沧桑而又辉煌的岁月。在人类历史上,除了两三个被誉为先知的宗教领袖外,谁也没有他行得更远,走得更深,谁也没有他遭受到后世如此众多的水火不相容的评论。无论是尊孔还是批孔,俯身这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而每一幅面孔背后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氛围。

未公开的先知: 孔子

文 ◎ 王净文


2010年9月28日清晨,身着仪装的台湾总统马英九恭敬出席祭奠孔子诞辰2560周年。(AFP)

孔子在世时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后世尊其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影响所及不仅是亚洲儒家文化圈,在西方也备受尊崇。到底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给后世留下了什么?

2010年9月28日清晨,身着仪装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为奉祀官、台北市长郝龙斌任正献官的带领下,恭敬的步入台北孔庙,祭奠孔子诞辰2560周年。

典礼共有37个程序。马英九在致辞中表示,儒学影响深远,而且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祭孔除了纪念孔子及其“有教无类”、“因才施教”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要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例如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海洋法的马英九还举例说,联合国 1991年通过了禁止在北太平洋使用流刺网捕鱼的决议案,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这样的教导了。

同样一天,中国大陆也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除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外,首都北京也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举办了祭孔大典。五百多名来自台湾和北京的大学生,参加了在国子监孔庙举行的典礼。一些大陆学者还倡议,将每年9月28日孔子诞生日设定为“尊师日”。而事实上,早于193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即通令全国将孔子诞辰日订为教师节。


中共近年高调庆祝孔子诞辰,但经历文革的全面捣毁中华文化,新一代中国人几人真正认识孔子?(Getty Images)


无法被遗忘淹没的孔子

假如先贤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感慨人间的千变万化和酸甜苦辣。就拿孔子生平来说,母亲十八岁时嫁给六十多岁的父亲做了小妾,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管理仓廪和牛羊的小官,十五岁时“志于学”。“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传道、授业、解惑”,以至于后来“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以当时人口、交通和通讯的状况来看,这是非常出名的。相比于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学,孔子可谓人类最早的教育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至今仍是启发式教育的核心。

孔子一生都在实践着他的大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惜生不逢时,纵有一腔报国热血和一番治国纲领的孔子,一生仕途坎坷,统治者们对他始终若即若离、敬而远之。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后的那一年,孔子在鲁国担任了几年司冠(司法部长),随后被迫开始周游列国,传播他的文化思想。在“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三岁那年,卒于泗水之上。

孔子逝后的遭遇也差不多,尊孔的一方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奉若神明的宋明理学,还有要将儒教定为国教的康有为等。贬孔一方有出走的墨家,冷言冷语的老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还有砸烂孔老二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最为惨烈的当然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彻底摧毁”了。短短几十年里,承传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中共大规模、全面系统的诋毁歪曲下,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孔子是谁了,知道的也大多是某种罪恶的代名词。


文革时期批孔宣传画。(AFP)


不过让中共的宣传机器大失所望的是,孔子是无法被遗忘、被淹没的。在被妖魔化近百年后,大陆民间依然自发出现了国学热潮。无论是“心灵鸡汤”,还是“百家讲坛”,中共压不住人们心底的渴望和追寻。

在不同立场上解读孔子

不过,到底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给后世留下了什么,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他在世时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之一,而后世又被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今天不仅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越南等亚洲儒家文化圈里人们尊崇孔子,即使在西方也备受尊敬。早在16世纪始,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认为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18世纪法国文坛极力推崇孔子,伏尔泰更是尊孔子为完人。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今天欧美很多工商政界精英们,都把读孔子书视为“必需的经典”。

不过人们都是带着各自不同的认知条件,站在各自立场上解读孔子,可能无形中不自觉的就在利用和曲解孔子。特别是孔子那些涉及政治管理方面的话,往往被统治者在国家机器的强权下加以特殊处理,强调某一句,而忽视另一句,从而偏离了孔子的本意。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后世统治者那么推崇孔子,而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不重视孔子呢?除了君君臣臣这些让统治者高兴爱听的话,孔子活着时肯定还讲了很多让统治者不爱听的理,只有等他去世了,“子曰”才能随意被后人解读而无人辩驳了。

特别是后世那种表面上竭力维护,处处搞极端化的所谓博学鸿儒,他们实质上是在做最不易察觉的破坏。就像当初魔王说要派它的魔鬼子孙们转世到佛祖的庙里,假扮和尚,从内部真正破坏佛法一样,名义上的儒生,宣扬的未必是孔子的真言。

如何还原真实的孔子呢?这个课题难度很大,谁能知道二千五百多年前一个古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人一生会说很多话,干很多事,能被记录下来的只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孔子只述而不作,《论语》也是弟子们根据孔子所讲的回忆整理而成的,加上文言文没有标点,各种动词名词的用法又和现代有所不同。短短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的《论语》就概括了孔子的主要思想,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来问,孔子给出的是不同的答案,因为道理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表现,表面上看似矛盾,实则有深厚内涵的。孔子学说在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有人在增补修改,是否是孔子说的,孔子是在什么条件环境下说的、他的本来原意是什么,针对什么样的听者说的,这些因素都丧失了,要想准确理解孔子,的确很难。不过我们也可跳出来,总体宏观的看一看。

传授做人规则的先知

假如用现代职业这样一个简单概念来定义孔子,从孔圣人、万世师表这些民间赞誉来看,人们定义孔子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不过在历史上有人解读孔子有三种不同的身份:先知、君子、帝师。特别是帝王师这个身份,更是被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加以放大,以至于掩盖了前面两种身份。

与释迦牟尼和老子不同的是,宗教领袖的先知主要传授给人类的是修炼文化,教人如何脱离滚滚红尘,远离凡间去修炼,所谓出世法的修炼,而孔子传授的则是对于没有修炼的云云众生,如何在人间做一个好人。老子讲的是天道,孔子讲的是人道,人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里老子非常清楚的把孔子学说的来龙去脉概括了出来,同时也在宇宙体系中给出了孔子的位置。

为什么说孔子是先知呢?因为孔子先于他人知道了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准则,并第一个告知于众。孔子意识到,天不说话(“天何言哉?”),故需要有承担天命的先知来替天说话。对天意先知先觉的人具有觉后知、觉后觉的使命,这正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功绩,特别是当人类的道德开始败坏后,人间失去了“道”和“德”,剩下的依次就是“仁”、“义”和“礼”了。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也正是按照这些来宣讲他的学说的。在天地神灵,与“天之子”的统治者以及万民之间,孔子传递著来自上天对人的道德律令,他不但要通过他的学生讲给万民听,他还想方设法讲给君王听。有人戏说孔子是最早跑官的人,周游各国到处推荐自己,渴望指点君王参政议政,其实那是他的使命。

孔子最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知天命(五十岁才知天命),能不能得天道(朝闻道,夕死可也),能不能被天理解和选中(知我者其天乎?)。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是否说出了重大的真理,从而彻底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毫无疑问,孔子做到了这点。他告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都教会了后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做个符合天地规则的好人。

孔子不但向世人传授了做人的道理,他也身体力行,用身教胜言传的方式,亲身实践了如何做好人的原则。把孔子称为君子,这也是大家都认可的。他传授并实践的种种美德,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数千年来都在指导著后世想做君子的人。

至于说孔子如何被后世帝王奉为至圣先师,甚至被封为百代帝师,这并不是孔子所能决定的。有人说孔子是个“自觉的君子,自愿的帝师,不自觉的先知”,狄百瑞在《儒家的困境》中称孔子是“未公开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其实那是孔子的使命。在宏观明确孔子的历史使命后,我们不妨具体分析下被他人误解或歪曲的学说。


孔子身兼先知、君子、帝师的身份,其中圣者先知的身份早已被后世刻意消抹。(AFP)


孔子的仁爱与博爱冲突吗?

抖落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尘埃,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由此而引申出来了“仁、义、理、智、信”,“忠孝廉耻”等一系列维系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伦理道德纽带,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元素。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与犹太先知摩西的十诫,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黄金律是相通的,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与西方基督的博爱如出一辙。看来,无论东西方,上天都在给人类奠定相同的道德基石。

“仁”即“爱人”。有人说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而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似乎更彻底,更没有身份之差,更像基督教所说的博爱。其实,孔子与耶稣的区别就在于,博爱是人们心里幻想出来的最宽广的爱,但道德标准不高的人是做不到的,严格的说,是违背人性的。

宗教讲究博爱,但佛字的写法就是“弗人”,非人也,人是没有那么宽广的胸怀去爱每一个人,甚至爱你的敌人,能做到这一点的,他就不是人,而是佛了。比如宗教中讲“以德报怨”,不过孔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可以说孔子宣讲的仁爱更为实际,更容易让人做到。比如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教导让人从身边做起,从最基础的小事做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这点看,孔子是最知道人性的,他的教导也是最适合于人的。

孔子不讲平等吗?

孔子最受人吹捧,也最受人垢病,也就是最遭人误解的,莫过于他的君臣学说了。历代帝王推崇孔子,看中的不是他全面仁爱的核心思想,而是君臣关系的某一具体体现,想用孔子学说把民众变成安分守己、俯身称臣的人,现代人最反对孔子的也是这个等级观念。有人说孔子是最讲究民主的,有人说孔子是最崇尚专制的,有趣的是,双方引经据典争论所用的都来自《论语》中的第十二篇〈颜渊〉一章。“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后世把这里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成了做人最基本的底线,也是上天规范人最起码的道德标准,这是通用于所有人、所有事的普世原则,无论双方的地位财富如何,都必须做到的。比如自己不想被人骂,那就不要骂别人,自己不想受苦,那就不要把痛苦施加给别人。孔子这番言论的背后其实有个没有点明的前提,那就是孔子承认人与人是平等的,你和我大家都一样,感同身受,人性相通。所以很多人认为孔子是最讲究平等的,只是他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平等这个抽像深奥的概念讲清楚了,让文化层次低的人也能明白无误的理解、接受和实施。这也是孔子最伟大的地方,他总是把深奥的道理,用浅白的话讲出来。

接下来在回答齐国君主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于是傲慢的君王认为,我要像傲慢的君王那样,我的臣子才能像谦卑的臣子那样,于是人们把这句话理解成了孔子要求人们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国家才能安定。后人因此认为孔子强调秩序、等级、上下、尊卑等群体主义价值,从而否定人的自由价值。还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到后来,中国的君臣关系被演变成了极端可怕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裹小脚”阶段,于是有人就给孔子扣上了“限制和束缚中国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大帽子,让孔子成了千古罪人。

不过这一切都曲解了孔子的本意。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其实讲究仁爱的孔子原意是:“父亲要像个父亲那样爱自己的子女,子女要像个子女那样爱自己的父亲……”所有的关系都是相互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后世宣称的“君权至上”完全是两回事。程朱理学把上面的准则绝对片面化,弄出所谓的三纲,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论调,毫无疑问,这些儒学后人其实是在破坏儒学,把儒家带入了僵化、反动的境地,成为戕害人性、扼杀国家发展的毒瘤,错的是后人,而不是孔子。

至于这个世界是否有等级之分?对比于西方世界古希腊城邦民主或罗马的元老院议会,过去两千多年里,古代中国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都走在西方的前面,只是最近一百多年才落后了。由于儒家思想的作用,中国没有西方惨烈的宗教战争,只有到儒学变质衰败,封闭自满之后,特别是西方在出现了世俗化运动,并出现现代科技之后,中国才开始落后。

孔子不讲人权吗?

有人从等级观念出发,说孔子不讲人权,不过也有人说,孔子撰写了人类第一部人权宪章。有人将《礼记.礼运大同篇》与联合国人权宣言进行对照,发现里面的主要观点,孔子提前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台湾曾把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的“礼运大同篇”的大理石石刻,作为礼物送给联合国。让我们来读读〈礼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华民国于1968年4月26日致赠联合国一件礼物──国父孙中山亲笔书写的“礼运大同篇”大理石石刻。图为石刻启运前外交部长魏道明(左二)在荣民工程处验阅。(中央社翻拍)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世局动乱,生灵涂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差可比拟,那时的孔子就提出要永远杜绝战祸,并把其理想描绘成“大同世界”,仔细品味,这不是我们人类社会共同的最高理想吗?

孔子不崇尚自由吗?

在仁爱的基础上,孔子还讲了“恕道”,爱一个人,假如他的做法跟你不一致,或他干了不该干的事,你能宽容他、宽恕他吗?宽容是仁道精神在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孔子一方面从阻恶方面强调勿施恶于人,又从容忍方面强调统治者要宽和、容众。子夏主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论语.子张》第十九)孔子则讲“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此五者为“恭、宽、信、敏、惠”。“宽则得众”(《论语.阳货》第十七)。这里孔子表达出了对人的行为自由的宽恕。

除“宽”“容”“忠”“忍”范畴外,“和”“言”“学”也是孔子思想的组成部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这里的“和”是表示宽和,而不是“同一”或“混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既然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必然会有差异,那就宽和的让他们保持各自的不同吧,这就是人权,这就是自由。

孔子在尊重人内在自由的同时,也必然会尊重人的外在自由,于是,言论自由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孔子还坚持将言论与行为区分开来:“始吾于人,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五)。将言论与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这是在法律上保障言论自由的重要条件。孔子还主张知人必须先知言,“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二十)。要想知人,前提就要保障言论自由。

孔子提倡的言论自由包括三方面:“放言”、“慎言”与“无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提倡言论自由重在批评政府和持不同政见的自由,实际上孔子一生就是以抨击时政、议论当道、规谏君王为己任的。孔子痛心疾首地怒斥“天下之无道也久矣”,满怀愤恨地揭露“苛政猛于虎”的暴政,他可说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不仅提倡议政评政,而且提出为政者对待批评意见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孔子把排斥或镇压不同政见的做法,当成是无道的暴政表现,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十四)。

孔子有性别歧视吗?

《论语.阳货》中一句“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有人就解读为孔子歧视女性,甚至被认为是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不过,这是误传。孔子一贯的思想是平等、仁爱,爱人如己,他怎么会歧视女人呢?在《诗经》第一篇里,孔子就选的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孔子把女人当成道德卑鄙的小人,他会这样描述人类美好的爱情吗?何况孔子从小就是母亲独自把他抚养大,他尊重母亲,能瞧不起女人吗?

有人根据古文特定的语法,发现《论语》的句式多用对偶。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从语法来看,这里的“女子”和“小人”应该是意思相近相似的词。按照“人之阳曰男,人之阴曰女”,这里的“女”其实是一个形容词“阴性的”,“女子”就是“内心阴险狡诈的人”,全句就成了:那些内心阴险狡诈、人格卑鄙龌龊的人是最难以相处的。亲近他们,他们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又会怨恨。

孔子不信天道吗?

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所以不少人认为孔子不信神鬼,更有甚者说夫子有反宗教的思想。然而《论语》也有多处文字证明孔子是相信神鬼存在的。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那么为何孔子不谈论鬼神呢?

作为老师,孔子对他说的每句话都是认真负责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自己不知道的、超自然的或者宗教性的事物,“子不语”也是正常的。“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为什么还要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呢?

世人常说做人要守“口德”,因为无意中一句话可能就伤害了谁。佛教中讲不能轻慢“佛、法、僧”三宝,人们在随意谈论中,会用人心去想神佛之事,无意中就怠慢或曲解了神佛,就会犯下轻慢的罪过。修炼中要“修口”,做人也得明白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而且另外空间是鬼还是神,人是分辨不了的,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

《史记.老子列传》里讲述了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老子也因此指出了孔子的问题所在,“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对此孔子是心服口服:“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又问孔子是否得道,孔子说:“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没有得到啊。”老子于是点拨他,“一个人心里没有正确的对道的认识,那道就绝不会来到他心中的。”也就是说,是否真心向道,舍掉世间的名利情,是能否了悟修炼之道的根本。

孔子虽然是贵族旁支的后裔,但他属于分封后二级行政区鲁国的局外人,他所接触的有关礼仪的书籍,都是外表肤浅的,而周朝内部的官方档,以及珍贵文献,如伏羲《易》等内容或思想,孔子根本没机会看到过,所以从黄帝开始的中华古老神传文化,在孔子那时就失传了。所以说孔子代表中华文化,这句话还不全面,孔子不能代表中国文明前面二千五百多年的半神文化,他只是后面二千五百年人的文化的代表。而孔子到最后,也终于发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感叹。

“中庸之道”是平庸之道吗?

现在不少人把孔子所说的“中庸”,理解成“平庸之道”,或理解成做人圆滑、当老好人的同义词。什么是中庸呢?中,正也,不偏不倚,天下之正道;庸,常也,中和守常,不变之天理。孔子所说的中庸,就是行为要恰如其分的符合天理依据的正道。

中庸思想在儒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本质上而言,中庸是儒家修养的最高境界了。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绝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

孔子不尊重人性吗?

有人说孔子讲究“克己复礼”,就是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求、个性等等,而服从当朝的规矩和秩序,甚至还要复古到更早的“周礼”,有人甚至说礼教通篇只有两个字:“吃人”。其实孔子要求克制的是那些不该有的欲望,非分之想,而不是人正当的要求。

《诗经》开篇就讲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还说:“食色,性也”,《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之人。孔子哪有“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套说辞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畅谈理想的过程,几个弟子均表示自己有治理国家的理想时,孔子或微微冷笑,或默然不答。当曾晰答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的理想就是沐浴在春风中,这不是很平实的一个人吗?

共产党真的尊敬孔子吗?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接受《新纪元》采访时表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原始的智慧,孔子代表的是中国原始的智慧,这对任何时代都是有用的。只要你真的懂他的意思,而不是只在字面上讲。”

在文革时期“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之后,如今中共摇身一变,充当起孔子的代言人了。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背后出钱、发号施令的都是中共。对此余英时表示,中共是在利用孔子。“现在共产党捧孔子,他是在开新的孔家店。他要社会安定,不要阶级斗争,他要老百姓听话,不要犯上作乱,用这些话来讲和解,因为孔子认为‘和为贵’。”


在文革时期“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之后,如今中共摇身一变,充当起孔子的代言人了。(Getty Images)


余英时指出,孔子的影响主要不在政治上,而是在做人方面,看你对人是否尊重。“孔子认为‘君子不器。’人不是工具,人是人,这就是最伟大的观念了;我们叫他‘人文主义’,把人当人看,不是把人当手段。例如我跟某人打电话,不是因为他可以满足我某些要求,而是因为出自于对他的尊重、问候他,这就是真正尊重人了。”共产党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从何谈起中共尊重孔子呢?

假如孔子看到今天中共治下的中国人如此不讲仁义,他是否会重回人间,再做论语来惊醒世人呢?或者只是孤独地转身而去,徒留“逝者如斯夫”之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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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西方之旅
文 ◎ 李健


十七世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传教士利玛窦将《论语》译成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转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传。(Getty Images)


三百年前,孔子儒家思想即传入欧洲,成为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并给欧洲思想界带来极大的冲击。然而,尽管海外孔子热至今犹存,但文化差异与时空的断层,西方社会理解孔子和中华文化真面目仍十分局限。

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的发表,标志着西方人感性了解中国文化达到新的水准,那么耶稣会士来华就标志着西方人理性了解中国文化的开始。17、18世纪,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为了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必须学习汉语,研习儒家经典,穿着士大夫服饰,熟悉中国礼仪。他们把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报告,传回欧洲。在中国生活了27年的传教士利玛窦将《论语》译成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转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传。这些充满异域色彩的文献引起了欧洲饱学之士的注意,其中包括欧洲当时最渊博睿智的学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

孔子思想冲击欧洲

孔子的伦理思想和治国学说给欧洲思想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1697年,在《中国近事》一书中,莱布尼茨满怀激情地写道:“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霍尔巴赫说:“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的人们,使知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


孔子的伦理思想和治国学说影响欧美思想界极深。图为去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馆中,一名西方人用手机拍孔子雕像。(AFP)


把孔子崇拜推到极端的,是启蒙运动的权威作家伏尔泰。伏尔泰个性鲜明,著作等身,为人傲岸不羁,行文汪洋恣肆。他把孔子像悬于礼拜堂,晨昏礼拜。在长篇巨著《风俗论》一书中,他写道:“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他赞赏中国文化具有理性的特质;在所有民族中,中国史最有信用的价值;中国从太古即存在着理性的宗教。他说:“人类智慧不能够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他尤其欣赏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他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

当时的欧洲思想,正在从中世纪严苛的神学禁锢中解脱出来,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资源,儒家思想的传入适逢其时,成为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概而言之,孔子思想对当时欧洲人的吸引力不外乎以下两点:用人性本善论对抗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人能够通过道德理性而不是神学权威来节制人的欲望、协调人际关系、并进行公共管理。

今天回顾起来,当时的孔子热,其局限性昭然可见。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非常笼统,张冠李戴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缺乏原始文献,他们常常通过孔子后学的言论、中国的政治和伦理实践了解孔子,而不能追溯孔子的原话和本意。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通过欧洲文化的有色眼镜观察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不管是赞美还是贬低,其中都有很大的想像成分。伏尔泰著述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动机,即批判僵化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他因此极端推崇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实际上,孔子对于鬼神,并不取简单的否定态度,只是不在大庭广众讲学时大肆宣讲罢了。

对孔子的多种评价

当时的欧洲对孔子也不是一边倒的歌颂。法国人皮埃尔.索内拉特受路易十六的委托,到中国做过一次考察。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孔子,这位被人们推崇的人类智慧的伟大圣人,写过几本关于道德的书。这些书很符合这个民族的气质,因为它们不过就是些把令人费解的事情、梦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话与一点点这里揉合在一起的混杂物。”这本书,康得和歌德都曾经读到过。

法国革命之后,欧洲思想界的气候发生转变,当初崇拜孔子的理由,一变成为轻蔑贬低孔子的原因。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用轻蔑的口吻说到:“孔子是彻底的道德家,不是思辨哲学家。”“(中国民族性格的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认为孔子学说“只是关于生活和国家的实践智慧”,表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对这个民族来说,“国家即一切,除了国家外,他们不知何为科学,何为宗教,也不知什么道德学说。”这些思辨哲学家,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以思辨为人类精神发展的顶峰,充满道德箴言的《论语》,在他们看来,只是平庸长者的生活智慧,绝非哲学领域的登堂入室之作。

19世纪晚期开始,大量中国典籍开始被翻译为欧洲语言,代表的翻译家包括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翟理斯(H. A. Giles)、翟林奈(L. Giles)父子,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人。通过更加完整并较为准确的翻译了解孔子学说的新阶段开始了,对孔子的解释和评价也呈现多样化的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文明遭受空前的危机,西方的有识之士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希望从东方的古老智慧宝库中挖掘出能够救治现代疾病的药方。中国学者辜鸿铭翻译的《大学》、《中庸》、《论语》在西方风行一时。美国大诗人庞德对中国文化心向神往,操著并不熟练的中文,翻译了《大学》、《中庸》和《论语》等书。孔夫子这个名字走出学者的书斋,融入大众的文化生活。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华裔侦探陈查理动不动就模仿孔夫子的口吻,故作高深地抛出一段格言隽语,“孔夫子说(Confucius says)”从此进入英语成语之林,为大众所津津乐道。


2005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一名读者专注阅读孔子相关书籍。(AFP)


对现代思潮影响广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倾动一时的名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众的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因果关系。韦伯把自己的理论延伸,来研究中国儒教和道教为何没能替资本主义开辟道路。韦伯的假说激起了华人学者的反弹,不少学者试图推翻他的结论,力主儒家伦理文化不但不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促成之功。这一派代表性的学者有旅美历史学家余英时和新儒家杜维明。余英时试图论证,明清儒家学者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社会,发展出重商富民的新路向。杜维明则以东亚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例子,力主“东亚价值”、“儒家伦理”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力量。

当代阐释儒家学说的西方学术重镇、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将儒家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相提并论,指出两者至少有如下六个相同点:一、重视文化叙述,反对种族中心主义;二、强调人类社会的沟通交流;三、强调自我修养;四、重视劝谏的义务;五、认可传统的重要性;六、共通的对民主的理解。安乐哲的一系列著作在学术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提供了一种比较哲学的新的可能。

除了狭义的汉学界和哲学界以外,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已经蔓延到很多学术和文化领域。时髦的生态主义、社群主义、交往行动理论、伦理学上的情境主义等等背后,莫不有孔子学说的影子。

然而,与启蒙思想家相同的是,今天的学者仍然无法摆脱实用的目的和狭隘的立场,也无法从一个崭新的精神高度,理解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真面目。

究竟谁来理解孔子的千年孤独?◇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94期“封面故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196/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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