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6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周亦菲巴黎采访报导）2010年10月21日台湾导演戴立忍的影片《不能没有你》在巴黎Cinema Saint-Germain des Pr□s试映，10月27日开始该片会在法国各大城市公映。该部影片在2009年获得台湾第46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年度台湾杰出电影、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导演戴立忍在法国获得2010年度法国费索尔（VESOUL）亚洲电影展最大奖和法国吉美东方博物馆（Mus□e Guimet）颁发的吉美奖。本报于22日在巴黎对戴立忍导演进行了专访，下文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记者：这部影片您想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戴立忍：不管生活面对什么，生活必须继续。不要放弃，生命总会给你一个出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放弃，能够继续一步一步走下去。
记者：从观众的反馈看，他们是不是明白了您想表达的初衷？
戴立忍：在台湾来看，观众反映挺好的，反映也很热烈。其实这部电影是在2009年完成的，去年八月的时候上映，一直上映到十月。照理讲，到下片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忘了，可是《不能没有你》这部片子很奇怪，到十月、十一月发酵的越来越厉害。到后来甚至总统看完之后，他就公开说希望全国的公务人员都能够看这部电影，包括内政部，国防部都这么做了。所以说这部电影的后劲很强，它对台湾社会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造成了一种，可以说是一个讨论的开端，或者说是讨论的平台。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后效？
戴立忍：我想是因为这部电影讲到了大多数人共同的经验。当然一部分是情感面的，是父女之间亲情的这个部分，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另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讲到了人跟整个的社会体制，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国家机器里边，个人跟这个大机器之间的冲突跟委屈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所以它引起的共鸣特别大。
记者：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台湾的电影，反映了台湾社会真实的一面，那它在国际社会放映的时候，其它国家的人会不会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来看待？您是不是在等待另外一种反映呢？
戴立忍：是，我现在也还在等这种反映，但是我相信各国观众的反映应该会比较类似。如同我刚才说的，这个影片中有两个部分的元素，一部分是亲情，第二部分是人跟体制之间的冲突、委屈跟摩擦。其实这两个部分不分文化、不分国籍，我相信是很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在巴黎的试映，因为观众提问的问题跟在台湾非常类似，反映也挺类似。之前这部电影也曾经在大陆做过几场影展形式的、交流会形式的放映，当时观众提出问题的方式也很类似，所以我更相信《不能没有你》这部电影当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可以不受文化、语言限制的。
记者：大陆有类似这样的电影参加了嘎纳电影节，但是还被中共的宣传部门给封杀了。这部电影也是反映了社会底层的真实，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体制不一样，在中国不让看说自己体制有问题的电影，在台湾是总统推荐看。那这部电影在大陆放映的时候，中国的观众是怎么反映的，跟台湾观众一样吗？
戴立忍：其实反映很相近。大家都会被影片中亲情的部分感动。大家在生活当中，就如同我说的，在法国也一样，或多或少都会有跟公机关打交道的时候，和你被周遭的朋友误解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委屈，这些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一种呼应。所以反映其实挺类似的。
记者：当初想到用黑白的色彩，是想让影片更美观一些吗？
戴立忍：当初选择不要颜色，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想要美观。对我来讲是要减少对观众的干扰。所谓的干扰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对某些事物作出当下的判断，可能看到一个很脏乱的环境，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同情他，非常同情这个主角，或者觉得这个主角住在那么脏乱的地方，我觉得不舒服。像这种很容易出现的价值判断，我认为会是一种干扰。我希望观众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心平气和地看这个故事，看这对父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黑白在我看来是一种有距离的方式，它跟写实其实不太一样。但是那个距离是舒服的，不会让那样脏乱的场景或者人身上乌漆墨黑的油污影响到观众，使观众轻易的作出正面的或负面的判断。
记者：您讲过说这部电影是一部低成本的电影，也有很多人一开始并没看好这部电影，但是您还是去拍这部电影，那您有没有担心电影的回报率？
戴立忍：当然会把这层思考进去，但是其实我蛮有把握的，像这样的题材，这么久没有人拍，我想如果我把它好好处理的的话，我相信回报率不是太大问题。所以当时并不怎么担心。原来我是希望能有70万欧元来拍摄，我相信70万欧元都还可以回收，更何况现在只有10万欧元的拍摄。所以回报率或者是回收，其实是不会亏钱的，我很有把握！
记者：那您拍片子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商业利润吗？还是电影的艺术价值？
戴立忍：其实对我来讲没有所谓的商业利润这件事情。可是我会去想商业利润数据，因为我希望一部电影拍出来会是越多人观赏到越好。越多观众看到的背后不是说我赚到多少钱，而是每一个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跟更多的观众交流，所以我会去想怎么样让跟多的观众看到。虽然我看重的不是钱，但是我计算的方式是跟所谓的商业利益一样的。
记者：那您会不会想电影对社会起到作用，让社会上的人思考一下？
戴立忍：当然。我就是认为电影不只是有娱乐功能，所以我才会找了这个题材，拍了《不能没有你》这样一部电影。因为我认为电影它可以有社会对话的功能，它可以经由电影的揭露，或是电影的放映，让很多人看了之后，大家对一个共同的现象有关注、有对话，所以我会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仍然认为这样的电影是有价值被拍摄的。我认为电影不是只有作者，不是一个人的，如果电影只是一个人的话，为了表现我的品位多么好，表现我有多聪明，表现我多有才华，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讲比较狭隘。我认为好电影，首先电影本身应该是在电影史中有它特殊的位置的，在美学上或是各方面做一个开创尝试。第二作者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能够他自己的一部分经验在电影中呈现。第三部分也是最重要的，跟观众之间，对整个社会能够发挥某一种功能，对话或者互动，或者教育，或者其它什么，如果能具备这三者，我认为这会是一部具有价值的电影。
记者：男主角的扮演者陈文彬也是编剧吗？
戴立忍：其实并不是，这是宣传当中有误会。
记者：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挖掘出来的呢？
戴立忍：这个故事是2004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在2006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平面报纸作了这件事情的一个深入地报导。陈文彬他当时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新人，他想拿这个东西来练习，想把这个东西拿来拍电视剧。我看到了这个报导，我觉得这个拍电视剧有一点没有价值，就是说比较浪费，我认为这个故事应该是可以被拍成电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编写剧本，然后把它弄出来。
记者：您同时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有人说您是“戏精”，演戏演得很好，那背后的、真实的您是什么样的？
戴立忍：我也很难描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记者：您的性格特点？
戴立忍：其实我从小不认为我可以表演。即便我到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就读的时候，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的主修是导演，我也从来不认为我可以表演，所以我表演课都是用混的，用蒙的，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导演的学习上。可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马丁尼，一位表演老师，国立艺术学院的表演老师，他让我知道原来表演不是我以前以为的，所谓表演就是不要脸，或者是脸皮很厚，或者是敢于在众人面前做一些奇形怪状的事情，他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奥，原来表演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拿出来好好检视，好好消化，再安置回自己身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一直在众人面前讲话还会打结，还会结巴，还会脸红，基本上我是一个很害羞，很低调的人，我希望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要看着我。我是那样子的人。
记者：那是不是您的洞察力比较强？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戴立忍：是吧，应该说好奇心很强。我想要知道很多事情，也许我知道的过程比较慢，就是我学习的过程比较慢，可是我的好奇心的欲望特别强，
记者：您的经历从导演到演员，还有编剧，（戴立忍：对，还有剪辑呀，什么都弄。）并且获得了很多的奖，看起来您的事业很容易就成功，但是在成功的背后是不是也会有挫折？
戴立忍：对对，当然的。我在电影和戏剧上花的时间跟功夫可能是大家很难想像的。我敢负责任这么说，过去十五年，我没有任何一天休息，我每天睁开眼到我每天合上眼睡觉，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想着电影应该怎么拍？应该拍些什么？我应该再学习什么技术？我对哪一个部分还不了解？几乎没有所谓的休闲。最近让我越来越觉得弹簧松了，因为太久太久的时间，我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我是那种超级工作狂，大年初一或者是中秋节什么的，对我来讲是没有的。我无时无刻不在这件事情里边，我跟朋友的讨论、谈话全部都是跟电影有关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过程当中自己很enjoy（享受），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哇，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么长时间的，很可怕。所以我几乎通晓了电影每一个技术环节。最复杂的导演、编剧、剪接，这三个是电影当中最复杂的环节，还有表演，我都做到了算是一定程度了。
记者：您能拍这样的片子，是否人生中碰到过什么样的转折点，它影响了您？
戴立忍：没有特别转折点，因为我就是一直生活在那样阶层的人。我就是一直生活在濒临无产阶级的状态的人。我没有婚姻，没有小孩，我没有不动产，我银行存款数字通常少得很可笑，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还得担心银行数字变零，所以很多年的时间我是标准的无产阶级。所以所谓中下阶层，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的分类，我就是中下阶层，我就是劳工阶层啊。所以对我来讲，让我讲名牌，讲奢华，讲中产阶级那一面，我反而不会讲。可是你要让我讲劳动，讲无产，将普罗大众生活的状态，我就特别会讲。因为我就是生活在那样状态的。
记者：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 多才多艺， 有的时候是演员， 有的时候是导演，这些角色会不会有一种互补互助的作用？假如说做演员的时候会不会更容易明白导演的意图？
戴立忍：肯定，肯定会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交叉的进行导演和演员的工作有一个好处，导演工作是一个很复杂的，密度很高的，非常劳心劳力的工作，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演员的工作其实比较单纯，当然它的困难是另外一面，但是相对导演来说比较单纯。在当演员的时候，我可以放松自己，另外一方面我可以跟不同的导演合作。跟不同的剧组合作，对我来讲是一种充电、学习，看别人怎么去拍电影。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还不错的节奏，而且当演员可以赚钱，赚够了以后，我就可以拍自己想要拍的戏。
记者：您对台湾的电影行业有什么期待？
戴立忍：我这几年一直在媒体呼吁，台湾最重要的是发展影视产业。影视产业包括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包括现在的电玩业。为什么发展影视产业，因为台湾没有天然资源，台湾过去花了三、四十年时间大力扶植电子业，让电子业能够成为台湾一个主流、中流砥柱。可是在大陆的市场兴起以后，电子业就全部进到内地去了。那台湾还能发展什么呢？台湾可以发展观光业，台湾传统农业可能还可以继续维持，还有什么？生计产业，台湾政府投了这么多钱，几百上千亿的，可是它的成效在哪里？台湾发展什么我认为都好，因为台湾人有聪明的头脑，发展什么都好，可是什么样的产业能让所有产业都再翻一番？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日本，我们在美国好莱坞的洗礼下这么多年了，我们难道还看不出影视产业的重要性吗？影视产业是能够让台湾所有产业再翻一番的一个最有潜力的产业。
记者：那您还带着这部分社会使命。
戴立忍：社会使命也好，或者是这个行业的使命也好，或者是我对这块土地的观察也好。韩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韩国在短短的五、六年之内，它的电子产品，从光华商场的三流产品变成一线产品，为什么？是因为它技术改善了吗？它价格变化了吗？其实都不是，就是因为韩剧来潮，因为韩剧，因为韩国电影。就是在影视产品当中能够让其它地方的人民或者是其它国家的人知道你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地区的生存状态，甚至进一步认同你的价值观，这样的话不仅是观光业带的起来，电子业带的起来，传统产业带的起来，所有产业都带的起来，都可以有非常高的附加价值。而且台湾过去五、六十年来花了多少钱，就是想让全世界了解现在台湾有一群人生存的处境跟状态，所以我们花很多钱做外交，我们花很多钱在国防上面，花很多钱做各式各样的事，但是所有台湾想做的，甚至台湾想加入联合国，台湾一天到晚花钱告诉别人我们台湾怎么样，我们台湾怎么样，如果花在影视上面的话，也可以像韩国一样，短短几年就达到了。而所花的成本其实跟过去所花的方式比较起来是少得不得了。我不是执政者，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永远想不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选举太多了吧。
记者：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说故事的人，那您心中还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讲？
戴立忍：好多。只要我活着，当然我希望有一天能活到一种无欲则刚的境界。但是在我达到到那个境界之前，我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些看法的，也许是赞美，也许是分享，也许是期许，我都会希望透过电影的方式，透过戏剧的方式来表达。
记者：您想成为什么样的导演？
戴立忍：我热爱生命，我喜欢这个世界，我希望把这种热爱，这种喜欢跟感动透过故事的方式，特别是电影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