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07日讯】不久前，一件“教授因超生决定卖身交罚款”的图片，经网络广泛传播后成为人们又一热议和关注的话题。
这位名叫杨支柱的老师，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遂于2009年底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四个月后，学校将其解聘，随后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其征收24万所谓“社会抚养费”。无力缴纳的杨支柱只好亲手拿着“卖身交罚款”的字幅站在北京街头。杨支柱是否能够“卖身”成功，至少目前还没有结果，但其举却让人们再次思索中国执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合理，是否应该在目前人口老龄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调整，如允许生第二胎等。
根据中共政府的宣传，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的人口成功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不是严格实行“一胎政策”。中国目前的人口就不是13亿，而是17亿。尽管笔者并不了解这个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但一个在山西翼城县所做的试验结果却挑战了这一“成功论”。
30年前，一名叫梁中堂的山西教师就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生育方案。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已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再次向中共高层建议试行自己的生育方案。1985年，山西翼城县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选择翼城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它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
从1985年开始，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试点之初，翼城有17个乡镇，人口27.8万人，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令人吃惊的是，25年后，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翼城的试验证明，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这是因为当你让人们自由地选择生孩子时，人们会更多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思考：生还是不生，生一个还是生两个。但在那些禁止“超生”的地方，人们却为了得到自己不能得到的，而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或者就孩子的性别提前进行选择，从而导致男女性别失衡。
显而易见，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造成了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调、堕胎严重等，但与在翼城县的“二胎政策”相比，哪个更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因为缺乏全国性的数据比对，我们尚无法得出切实的结论；但“翼城模式”至少证明，允许老百姓有更多的生育权并非不可行，即便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城市低的乡镇。
2009年，梁中堂等人在两会上提出了《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案。这几年的统计亦显示，中国正在步入老龄社会，而且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造成影响，因此不少人口专家亦支持实行“二胎政策”。
然而，中共政府有关部门亦有人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即便从现在开始实行该政策，也只能稍稍缓解老龄化问题，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过，其言貌似有理，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一再推迟实行“二胎政策”，那么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和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岂不是延续得更久？以此解释，亦或是有部门利益在里面也未可知。
还有一些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的专家担心，一旦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这倒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这类专家忽略的一点是不少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而且城市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生活条件好的夫妇选择了“丁克家庭”就是明证。此外，面临着巨大生活压力的中国人还要考虑“生得起是否养得起”的问题。诸多外部因素决定了真正选择生育二胎的人并非预想的那么高，“翼城模式”不也证明了这一点了吗？
众所周知，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也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心人们拥有这部分权利会滥用的政府，才真正是杞人忧天。而如果政府真的是担心资源、环境等问题，何不进行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有意愿生育二胎？只是问题是，啥时中共政府真的听从过民意呢？而我对杨支柱的命运将由谁决定，亦是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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