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水河在呻吟(78) 信访──告状

韦登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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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访──告状

(3) 侬茂权:

侬茂权,贵州册亨达央乡村民,1963年生,小名阿贵,人们都习惯称他“侬阿贵”,不过告状告了近二十年,尽管只有40来岁,也应尊称为“侬老贵”了。

88年12月,侬与村组签订土地承包造林合同,面积200亩,承包期限50年,分成方式为九一分成。89年元月,侬又与册亨县造林公司──册亨县林业局签订造林贷款合同,贷款8000元,属于“支边贷款,月利息3.9‰”。两份合同都在89年1月19日经册亨县公证处公证,即公证书(89)册证字第23号、第24号。

侬贷了8,000元,又自筹一部分资金,还请来两户民工一同造林。一年多时间,在承包的200亩荒地里几乎全部栽种上万株的桐树及上万株杉树苗。91年9月,以黔西南州共青林场为基础的“584”造林工程开始了圈地运动。

共青林场发起人杨某某,原是黔西南州团州委副书记,90年前后到册亨县兴办共青林场,同时兼任册亨县委副书记。92年时共青林场刚刚开始圈地造林,不过册亨县原双江区一带农民在80年代初就陆陆续续已造好了许多杉林,有了这些“杉林”作为“功绩”,杨被评为92年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共产党前总书记到贵州贵阳时接见杨,与杨留过影,还书写“黔西南州共青林场”字样。

共青林场准备以每亩13元从侬手中把200亩林地转为林场,转让期限50年,相当于每亩每年0.26元。每亩667平方米已基本造好的桐林杉林只给每年两毛六分钱,而且要50年,还不如明抢,一分不给。

“侬老贵”不同意,91年11月,林场组织林工、林场公安等强行把侬请来的两户民工赶走,把侬已经造好的桐树、杉苗全部毁坏,重新“造林”。告状由此开始。

侬曾把林场砍掉、挖掉的桐树扛到镇政府门口,又把被毁坏的林地拍照拿到县府。他无数次去找镇政府、乡政府(侬所在的上坝村撤区并乡时并入达央乡)、县府、州府、省府。每一年不下10次,为了那200亩林地,他到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找有关领导、干部,18年来,总数绝不低于200次,他还到北京上访三次,到国务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到中纪委、到林业部……

乱世造英雄,我们的时代也造就了侬老贵的上访记录。要是他向大不列颠吉尼斯总部申请“吉尼斯上访记录”,册亨对他稍有一点了解的人们绝不会感到惊讶。很遗憾!他不是为了吉尼斯记录,只是为了8,000元贷款,只是为了200亩林地,多少次他记不清,多少次他都没有历史记载。

反映上访上百次,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也不是都没有关注,也不是都是“坏人”,领导、干部们也曾几次下来调查处理,就是“处理不了”。

2008年7月,我在“真相”重要吗?──记贵州瓮安6.28事件”中有关于侬老贵的故事的简介。7月中下旬,从网上查出该文“转存胡锦涛个人电脑上的普通文章”,无论网上所述是否有其事,没几天即7月20日许,侬打电话给我说黔西南州政府有领导已经通知他,他们准备下来把他的事情解决清楚。几天后,州府、县府、林业局等部门领导的确到侬老贵家,林场同意把“抢占”的那200亩林地按四六分成给他,也即还他约80亩。侬不同意,原因是他与林场本来就没有什么合同,他的造林合同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到公证处公证,林场属于侵占;即使有转让合同,林场也已经把杉林间伐一部分,把余下的杉林再按四六分,也极不合理。这一次算是州领导给足了面子,十七年来第一次亲自下村来“解决问题”,结果也是“没有结果”。

7月底侬进京上访,因临近奥运,县府立即派公安局副局长到北京把侬带回,当时一起返回的还有黔西南州贞丰县拆迁移民上访人员。

2009年春,侬又一次上北京。

第三次进京没有结果,侬又到县府,册亨县刘副县长对他说:“你把诉状写好,我帮你签字,让法院免费受理,你还是告到法院吧”。我替他把诉状写好,他又请人作了一些补充,刘副县长出差,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签字。送到法院,一段时间,县法院领导说:“这个案子我们不能立案”,刘县长说:“那我就没办法啰”

县府某领导曾对侬说:“你告别人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帮得上忙,但你告他,涉及到他的利益,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他”指的是林场负责人杨某某,杨某某官已经升至厅级。“584”造林工程如本材料前述,一个林场就造就了好些个侬老贵,而且杨某某除了林场,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工程、大专案呢。在中国,地师厅级的官员多如牛毛,像杨这样的名人也不少,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侬老贵有造林合同,有公证处公证,法律证据充分得无以复加,可是告了18年还是没有结果。这就是中国官大于法的结局,也就造成了中国百姓通过“进京上访”寻求公道的独特方式。

近二十年来,他为了那200亩林地,为了能还上那8,000元贷款,他除了种田种地就是告状。有一天我与侬及另一个熟人闲聊了几分钟,那人说:“你现在什么也没有,而他有几千万上亿,抱炸药与他同归于尽算了”。的确,侬家家徒四壁,如果不是因为他有手机,如果在晚上时他家不是用电灯而是烧松油片照明,坐在他家五面通风的屋子里,你会不自觉地以为这是49年前的中国贫雇农,抑或是非洲、阿富汗的难民营。侬绝不会那样做,因为他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有妻儿,老大在念初中;他是独子,有一个姐姐嫁到另一个乡镇,母亲1920年生,已踏进90高龄。前不久我到他家时,老人家卧病在床,不过我相信她老人家一定寿比南山,否则怎么能见到他儿子侬老贵将在下一世纪能要回那200亩林地呢。

93年我写《“584”工程与农民的怨声载道》中写过侬阿贵,99年写《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农民》有侬阿贵的内容,2001年写给前任总理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也提到他,去年“真相重要吗?”也没忘记,这是我最后一次写他。他走投无路,我无能为力,要是以后我还想提笔写“侬老贵”几个字,我的心一定会颤栗,手一定会发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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