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2月17日讯】朋友登门质问：为何不接电话？我忙解释，是因为电话被骚扰，并说明电话遭遇窃听和盗用的过程。
（一）关于电话窃听
异见人士电话被窃听已是圈内共识，最近我的遭遇更是明显，台湾两位记者要到我家走访，事先两次电话告知8月30日下午四点抵达机场，就在这天上午电话开始被骚扰，座机和手机，轮番作响，每小时百次以上，晚间与客人一起吃饭，骚扰声不断，饭桌上讨论，肯定是因为电话被窃听了，这次客人来访，除了电话讲过，是无人知晓的。
我是《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电话通知我10月23日去河南开会，反复催促，我也打电话去问上海、北京的朋友，是否去河南聚一下？纯是学术界的朋友，讨论学术问题，大概窃听者，只知“聚会”，不知学术，10月21日（聚会前两天）开始出现每天电话密集骚扰。
11月5日，下午5点，自由亚洲电台进行电话采访，正通话中，剧烈振铃声，打断谈话，（一般通话中是听不到振铃声的）五分钟后继续采访，再次被打断，这是实时窃听，实时干扰。
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描写二十多年前，极权下的东德，官方对异见人士电话的窃听，其中人物、情节十分感人，结果获得奥斯卡大奖。不知中国特色的窃听何时搬上银幕？
（二）几年来的电话骚扰。
2006年我去北京准备六四到广场悼念英烈，结果被警方押回济南。从6月5日份开始了电话骚扰，最初是昼夜不停，后来改在公务员作息时间，从早8到晚6延续近四个月，中午和节假日都有休息。虽然烦人，但还讲点人性，多数时间晚上可以睡觉，发出骚扰信号的是三个手机号码（见我的：《电话骚扰遭遇记》）。当时和我同步受到骚扰的是山东大学李昌玉老师。
今年电话骚扰更为频繁，而且花样百出：四年前的骚扰，都是发自三个手机号，只是振铃而已，今年8月底发来的骚扰，来自约一百个座机号，而且播放的是法轮功的宣讲稿，来自近二十个城市，骚扰电话多是昼夜不停。
有人说关了电话不就没有干扰了么，但是没有电话对一个家庭会带来多大的不方便？急事不能告知，不能转达。现代社会电话是最简便、快捷的通讯手段，我为何要放弃通讯自由权利？这是写在宪法中的权利。我告到公安、找到通信公司，都无功而返，只能诉诸网络，一篇是《涉及12个城市的电话骚扰》（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城市），另一篇是《电话骚扰疑似栽赃法轮功》。这次骚扰的特点是，多方位、多种形式，大量都是座机发出的。
（三）盗用我的手机号发送假信息。
10月16日两位香港记者，电话约定中午12点来访，在他们到前两个小时，警车开到我家门口，我被传唤到派出所，名目是：“扰乱公共秩序”（指10月8号集体庆祝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在这之前为了同样“名目”，我已被 “传唤”三个多小时，这次“传唤”纯是闲聊，明显在拖延时间，他们想让香港记者在我家空呆了几个小时。
这次刚进派出所他们就要抢我手机，我据理抗争，争夺之间，达成协议，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后来他们竟趁我不备，将手机拿走，我发现后向他们索取，说锁进保险箱了，管保险箱的人不在，一直拖到晚上六点我回家，才知道警方利用掠走的手机，给香港记者发短信说：“我在警车上，不能用手机通话，汽车正朝青岛方向前进”暗示孙文广离开了济南，让香港记者不要再等了。后来我就此询问维权律师倪文华先生，他说，盗用你的姓名用手机向外发虚假短信，是侵犯你的“姓名权”，可以提告到法院。
我保留提告的权利，但是也相信现在的司法体制下，是告不出结果的。
他们扣我手机，不但发了虚假短信，还从我手机中掠取了通信录。后来我接到的骚扰电话，几乎全是来自我手机通讯录中的号码，其中有深圳周老师的电话，问他，他说，已经半年没有给我打电话了。后来的骚扰电话，很多是来自香港杨先生（记者）的电话号码（0196852202）。
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我受过无数次的电话骚扰，我曾经向警方报案，今年10月间，我还曾给公安部长写过信但都犹如石沉大海，电话的窃听、骚扰、盗用，依旧进行，在一个国家如果执法单位，知法犯法，那还有什么司法正义呢？
我再把遭到的电话侵权过程公诸于众，是想让大家见识一下当局的作为，也想让更多同道了解真相，以做交流，以以做防备。这种。骚扰案例，报导不多，也许是山东特产，我希望不要扩散。
2010年12月16日于山东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