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校教育特色举隅:结语

默想

国家之治乱系乎“人”,人才者,国民之本;学校者,人才之本;兴学所以安国而长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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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治乱系乎“人”,人才者,国民之本;学校者,人才之本;兴学所以安国而长民也。因此之故,孟子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果能如此,那么,一国之事无不举,境内之民得安宁!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是神有意造就的半神文化,当然,攸关生民社稷的教育更是重点演绎的环节。

综观先秦至清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类环境中,有意无意的由简易到完备,由贵胄到庶民,由行艺至专科,由京城至各地,由官家达私人,由国内达海外。一路繁衍、一路补充、一路修正。只为建立人类正确的道德准则与生活规范,达成神传教化为目的。

周朝以乡三物教万民

古代举士皆出于学校。《周官》载:“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诗书礼乐,谓之四术;四术既修,九年大成。”(《通志》注:物犹事也,兴犹举也。)也就是说,把这六项德、行、艺和四术完整的教给万民之后,乡大夫(官名,《周礼》地官之属。王有六乡,每乡“卿”一人,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皆其时地方自治之官吏,故诸侯亦皆有乡大夫。)就能从中举其能者、贤者,以“乡饮酒礼”待为上宾,接着再将其著述或言论进献于王,使之受重用。

《周礼》中记载: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渊、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乡饮酒礼”即是上古之乡学,三年业成之后,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而举荐其贤者能者,以晋升于君。将升之时,乡大夫为主人,与之饮酒而后升之之谓。(见《仪礼˙乡饮酒礼篇》)

唐代太学生严格的黜陟法则

“国子监六学”学生的“岁考”,如有以下情况出现的:口问大义,如三次列下等,和在学超过九年的;“律学”学生已经念了六年,仍不堪“贡举”者;不服从教导,一年中违规期满三十日、事故满百日、亲病满二百日的;全都取消在学资格,罢归为民!

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学生”。

其学业有成的,由监司简试,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

总计每年“明经”、“进士”及第的不过百人,“两监”学生仅有一二十人罢了。

宋朝考查日常起居言行

两宋时,对于学生,有所谓的“学行考查”,凡学生初进学校以后,由斋长、月谕逐日登记他们的操行和学业。到一季终了时,挑其可选的送至学谕处考查一次;学谕考查过了,过十日再由学录考查;再过十日又由博士考查;最后又由长贰考查。长贰即国子祭酒和司业。一年终了时,由长贰会同教职员评定高下,登记于“行艺簿”以为升舍试验的参考。(见《宋史˙选举志˙职官志》)可见古时对在学学生的生活品德考查,极其严峻,关卡重重,丝毫疏忽不得!

教育宗旨首重德育

人间事虽有利有弊,可这神传文化的精华,全在灌输人们重德行善,一切都以此为依归,所有全以此为出发点。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半神文化的教育理念,全落在了“德行”上,不管设多少“学”,发展多少“特色”,但基础全在“行艺”二字,行为不妥、言论不当就不行,干什么都没门,当官更甭想!

任何一学或专门研究什么科,都得选读一小“经”或一大“经”,更鼓励所有的经全选最佳!虽然古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在培育人才,进一步为辅佐朝政而用,但就往后历朝历代所重视的四书五经等等考课,其课程内容探讨与揭示的都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理。所以道德伦理、言行规范是为人应有的生活准则!什么都离不开“德行”,任何事都得依循理法!

古代虽然教育不能算是普及,可人的“求知欲”却是古今相同的,那时的学生生涯也不简单,读经要讲究打坐,姿势更是要求严格,还得净心、调息,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求学过程一丝一毫敷衍不得,一言一行都有掌教者观察与纪录哪!反观今日,开放“发禁”、“服禁”,提倡别伤害个人自尊,把个“德育”弄成了虚名;多样化的社团活动充斥,夺去了大部分学经时间……其实,那些经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为人处世的法典,并非像今日人们想像的那般呆板八股呢!

明代重视课外活动与分发实习

明朝监生的课外活动内容,多彩多姿。《南雍志》里有不少记载,这儿仅举几项:

明太祖曾命户部据实核覆天下土田,而苏、松一带有钱富户,为了规避徭役与赋税,想方设法以不正当手段徇私舞弊,相习成风,奸弊百出,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皇上闻之,特地派遣国子生武淳等前往该区,随着粮食生产的多寡,分成区块,每区置粮长四人,让他们召集里甲中六、七十岁的耆老们,大伙儿亲自到田亩间共同丈量之,测其大小、定其字号,并且在其间竖立名牌,书写该地主名字及田地面积。如此编类为册,发给地主“名状”一纸以玆证明与确认。此项巨大工程于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完成,远望田间,名牌块块竖立,若鱼鳞一般,故名“鱼鳞图册”。至此,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地籍图册完成进呈朝廷,太祖喜悦,赐太学生武淳等丰厚赏赠。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户部所贮藏的天下黄册,全都送往后湖集中收架存置,委任监察御史二员,户科给事中一员,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比对清查。如有户口、田粮纪录遗失或差错等事,就造册直接上奏。其官员、监生合用的饮食、馔品、器皿等项,以及膳夫、厨妇,都于国子监里征调取用;如果还不够,可于都税司和上元、江宁县等衙门支援拨用,其后奏准本国子监惟供给监生即可。凡官员、监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得过湖至该地晒晾所有黄册。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监生及人才分别至天下郡县拜访,督促官吏庶民修治水利,并酌给道里费补助;永乐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进呈所纂录的韵书,赐名《文献大成》,可皇上认为尚未完备,遂命重修,以祭酒胡俨兼翰林院侍讲及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开馆于文渊阁,礼部特地挑选能书善写的监生配合誊写;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监生胡敬、蒋礼等三十八人到翰林院学习译书。每人每月给米一石,遇到开科取士时就令其就试,否则仍继续翻译所作文字。合格者获准科举出身并当官就职。该翻译馆设置于长安右门之外。以四种夷狄字学为主,分为四斋,命都指挥李贤以锦衣卫军守门,务必令其完成。

由以上纪录可以明白,明朝时把课外活动与实习分发联系起来的“太学生拨历制”,发挥了极大效用,不仅弥补了官员人手的不足,也为监生提供了进阶升官的另一途径。其实现今的所谓“建教合作”、“社区服务”……等等名堂,在七八百年前的时代早已热闹登场过啦,千万别以为古人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已哪!

中土教化远播域外

《明史˙选举志》:直隶省省城为诸多士子、太学生云集求学之处,连边疆地区的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国子监读书,朝廷时常加以厚赐,其从人、随行并获好处。云南、四川等土官常派遣子弟、平民至京入监读书者,人数众多,其给赐与日本诸国相同,朝廷更在国子监前,另外建造百间房舍让其居住。

《蒋一葵长安客话》:明朝建国初年,高丽派遣金涛等入太学,其后各国及土官亦皆遣子弟入监,监前别造房居之,名“王子书房”。现今太学前有“交趾号舍”,那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又另设国子监以来,为处置交趾官生所建的。

神传文化为教育奠基

瞧瞧!以往太学生的住宿筹画多妥善呀!食、衣、住、行、育、乐全考虑周全,还有公俸补助可领,因此,当时的观念认为能入学读书,可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儿呢!虽然有的人,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或命中没有,早已七老八十了,还在读书,那么清朝时有这么条规定:高年不第,赏以出身,以示其惠──乡试不第,年届九十之廪生监生,与年届八十之贡生均赏给举人;年过八十之生员均赏给副榜;会试不第,如年过百岁之李炜赏国子监司业头衔;八十以上之李珩等赏翰林院检讨头衔;七十以上之丁福隆等赏国子监学正头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皓首穷经”也非同小可,一个人穷毕生之力钻研经书,满脑子灌的都是古人穷通达礼的处世原则,一肚子装的都是往圣先贤的道德智慧,虽然他屡试不第,虽然他命运多舛,可他这一生的一言一行,绝对中规中矩,绝对为人楷模,肯定如此,那绝对是个上天认可的好人,那么可能今生或来世福报连连。

中国是神特地选定来辅导和传播文化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思想理念、人的言谈举止、人该具有的道德内涵……等等,全在上天慈悲的安排与规划中悄然引领,但是不管哪方面,无论涉及什么,一切都以人的高道德操守为本,除此之外寸步难行!总之,神传文化奠定了自古以来人类教育的基石──以“道德”教化,以“行艺”辅育。

《明儒学案》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樵夫朱恕,泰州草偃场人,听王心斋(备注)讲学,感觉津津有味,每回樵木,遇上开讲,必定造访该地专心听之,饿了就向都养(主持讲学之事的人)乞求浆汤,解开自家所带的裹饭配食,听毕,则满心欢喜浩歌负薪而去。

陶匠韩乐吾,兴化人,以陶瓦为业,私心羡慕樵夫朱恕的学养而从之学,久之,觉有所得,心有所获,于是以教化风俗为己任,闲暇之余,遇人请教就随机指点。结果,农工商贾各行各业,跟从他游学者有千余人之多,秋天收成后的农闲暇隙,陶匠韩乐吾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至一村,前村歌诵后村答辩,弦诵之声,洋洋然不绝于耳也。

这就是神传文化的广被之力!这就是教育潜移默化的功效!

备注:王艮,字止汝,号心斋,泰州安丰人(公元1483-1541年),是王阳明的弟子,也是泰州学派的创始者。(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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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代的教育制度,完全采取明朝的办法,学校和科举相辅而行。在京畿有“国子监”、“宗学”、“旗学”。“国子监”的性质,一方面是国家最高的学校行政机关,一方面为大学生读书的处所。
  • 明代于府、州、县学之外,又有“社学”。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并在诏中说:“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
  •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始立“国子学”,国子生博果密(人名)等请讲解经传,教以修、齐、治、平之道;其下分设“小学”、“律”、“书”、“算”诸科,由国子学官主持其事,加意点勘。
  • 南、北两宋的学校教育,不管京畿或地方,各校设立的先后,教材的内容,运作的情形,和教职员、学生名额,都不一致,且每易一君主或换一派阁员也屡有变更。
  • 五代十国,那是唐末至宋初的一段分裂割据时期。在这段期间里,虽出现了五个自命继承大统,但却无力控制全局的朝代。同时在这五个中原王朝力所不及之处,则有十余个地方势力先后据地为王,这是“五代十国”名称的由来,也简称五代。
  • 《通鉴纲目》: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策试诸士,这样一来,奠立了科举取士的基础,开导唐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因此,科举制度,隋开其端,至唐而备。
  • 自此以后,北方承平将近八十年,不仅国学、乡学都比较南朝为完备,即私人讲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这个时候,正当南朝梁武帝提倡学校教育的时候,介于五、六世纪之间,我们若是统观南北朝的教育,要算这个时期为最发达。
  • 汉代时,国家教育虽较前代发达,而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儿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托在“私塾”(私人讲学授徒之所)里面。“私塾”似乎也有两级,而低级的特称“书馆”。“私塾”的势力有时且凌驾官立学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设立的学校,时兴时废,若有若无,反而无足轻重了。
  • 学校之制,以三代最为完备。家有塾、党有庠(音翔)、术有序、国有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是大学,“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孟子又说:“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的地方,使人民看了,都要受到感化的。
  • 一国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当与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度以外,再没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实,以现在的思维模式推究起来,先秦时期当时举行考试的作用,多为了巩固与维护自家城邦的君权,多方延揽、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异士辅佐国政,以达到称霸诸侯的目的,而对于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标,反倒置之不问,因此学校教育并没发挥真正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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