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初中，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虽没得读，（当时将后两者改为“农机”和“化工”，说的都是养猪和炼钢铁的事）但有教哲学课：叫“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记得最深的是批判英国哲学家巴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说巴克莱非常荒谬，当他碰到一块石头哎哟一声时，一个人问他，假如你没有碰到这块石头，这石头存在吗？巴克莱回答说不存在。我当时竟认为巴克莱是对的。小小年纪，为什么会想出与众不同的答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想显示自己的聪明吧？
或是自己天生就有一种叛逆心理？我自己就写过一篇寓言，说在路边长着一颗带刺的树，非常盛茂，这是因为它身上带刺，人们都不敢去伤害它。而那些身上没有刺的树就被人摧残而生长不好。
三十多年后，我读了庄子对散木的说法，发现竟有惊人的相似。那时，我很喜欢找年级比我大的人聊天，特别喜欢听那些老人说与共产党宣传不一样的故事。比如我有一个远房姑父，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被共产党抓去劳改十几年，回来在村子种香蕉。我就爱听他抗日打仗的故事。
我成长的地方，可说是穷乡僻壤，但求知的欲望，在我读了那些“黄色”的书刊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又上了公社的农中（当时农业学大寨开办的农村中学）——和庆中学。当年流行读书无用，奉张铁生为交白卷英雄。一个星期几天的劳动课，根本就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开办农场劳动。
当时学校种了很多甘蔗，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学校，校方领导对劳动特别卖力。凡有力气，劳动好的学生都能做班长、组长，当三好学生，我们这些读书好的就被排斥了。
我当时还被同学揭发看黄色爱情小说而被校方罚去挑大便淋甘蔗。那正是青春发育的少年盲动时期，人生的苦闷、困惑、失望接踵而来。
二年高中毕业（中共当年号召“学制要缩短，节约闹革命”，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没有毕业证书，没有同学互相道别的欢乐，灰溜溜地回到了农村。
我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被浪抛到一个孤岛上，农村，农村，一辈子就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土地度过一生吗？当年实行的是推荐上大学制，农村干部的子弟以及有来头的党员积极分子都被推荐上了大学。我深知是没有推荐的机会轮到自己身上的。随后而来的是一种绝望，一种孤单无助、意志彻底被压垮的绝望。那时经常酗酒，留着长长的头发，装扮成一个二流子的样子，在乡村每天劳动，过着无聊苦闷的生活。
在村子劳动一年，后来考上了乡村的学校做了一名民办教师，每月工资13元人民币。虽说有了份工作，但那种人生的渺茫、孤独苦闷的心情还是挥之不去。那时学着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体，写了不少伤痕诗。我的“黄学”（黄色学问）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