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别支“和样书”

中国南北朝书风造就日本第一件书迹

容加

现今有迹可考日本的第一件书迹《法华义疏》(图示卷一部分),是纯粹中国风的书迹,产生在七世纪初,带有中国南北朝的书风。(图容加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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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有迹可考日本的第一件书迹,是中国风的书迹,产生在飞鸟时代。飞鸟时代一开始是间接透过朝鲜半岛输入佛教文化、中国文化。在西元六世纪中日本已经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学习佛教、五经、天文、医药等等文明。 书法的本质是为记录,在日本历史上追求中国学问方兴的飞鸟时代,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学问传播到日本,无法分离,无法切割。

西元七世纪初(604年),日本飞鸟朝圣德太子作成〈宪法十七条〉,其内容语句出处大量来自中国儒、法、阴阳、和佛家的经典,可以看到日本皇室在和中国直接交流之前,对中国学问的学习已经非常有深度。日本学者田喜一郎和大庭脩都指出〈宪法十七条〉的内容融合涵盖中国的《毛诗》、《尚书》、《礼记》、《左传》、《孝经》、《论语》、《孟子》、《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史记》、《文选》等。此显现飞鸟朝从朝鲜半岛输入中国文化包含大量汉文书籍,并且勤勉学习的成果。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记载书写这些学问的中国书法,已经是飞鸟时代重要文化的一环。

飞鸟时代圣德太子(名为厩户丰聪耳)的御笔《法华义疏》四卷(现藏日本皇室宫内厅)是日本现存最古、能确认作者的书法作品 ,是以纯粹的汉字汉文写成。《法华义疏》第一卷卷头“法华义疏第一”下方有“此是大委国上宫王 私集,非海彼本”字样。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推定是西元六一五年(推古天皇十五年)的书迹,为圣德太子注释法华经佛教教义的草稿本,是日本最古的佛经注释书,其实也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天皇之朝摄政之时用以施政的主要经典之一。


日本的第一件书迹《法华义疏》卷四部分(图容加翻摄)

论及《法华义疏》的书法风格和中国书法的关连,日本的很多美术史家认为《法华义疏》带有中国南北朝的书风。已故日本汉学名家神田喜一郎(曾任京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研究汉学、中国书法史的硕学、先驱)评述《法华义疏》的书法风格是行草体,他说行草体是中国南北朝时代义疏书写的惯用书风,从西域出土的古书迹也有发现这样令人不能忽视的事实。

考察《法华义疏》写成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的关连,并不一定是学自直接从中国输入的书迹很可能是间接得自朝鲜半岛的中国书法的启发。日本飞鸟时代于七世纪初开始展开派遣“遣隋使”和中国直接交流的重大史页,首发派遣“遣隋使”的正是圣德太子,首发年是公元607年。从推定《法华义疏》写成的年代在公元615年来看,《法华义疏》不一定是学自直接从中国输入的书迹;又由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作成〈宪法十七条〉的内容已经充满中国学问的内涵来看,圣德太子接触学习中国书法必然远早于“遣隋使”的派遣年代。

日本学者内藤乾吉考证《法华义疏》和东大寺正仓院(日本古代文化遗产的重镇)所藏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官文书〉的书风有相通之处。神田喜一郎认为内藤乾吉这个说法具有独到的见地,又加强《法华义疏》应是受到透过朝鲜半岛传播的中国书风影响的推论。

若以南北朝的书迹间接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时间上必然产生落差,一般学者推估大约有半世纪的落差存在,南北朝始于公元439年,结束于公元589年,《法华义疏》推定写成于公元615年,从这个角度看也合于推论。

但是,经由朝鲜半岛输入飞鸟朝的中国书风,也未必全然受到和朝鲜半岛接壤的中国北朝书风的影响,同时代的中国南朝书风也可能有影响力。一般日本美术史家多强调北魏对飞鸟时代日本文化的影响。神田喜一郎指出考虑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和北朝陆地相连,因而带有北朝书风大致不错,但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南朝梁有着兴盛的海上交通,因而受到南朝文化的影响,书法应该也包含在其中。

依据日本史载资料,飞鸟时代从开朝公元538年到607年遣隋史为止,输入中国文化主要是透过百济的媒介,诸如佛教的传入以及五经博士的传入等重要文化事件,也是不能忽视的史实,而且百济和南朝梁则有密切的往来(日本设五经博士也是受到南朝梁的影响),因此飞鸟时代伊始直到“遣隋使”前的书道要说完全没有南朝的影响也是难于成立。

神田喜一郎指述:飞鸟朝是热心输入大陆文化、一味模仿中国文化的时代;日本书道最初受到经由朝鲜半岛输入的中国书法的影响而发展,随着时代推移而转变成直接地受到大陆书道的熏陶。 日本在直接派遣遣隋使之前,和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互动密切,间接导入中国各种文化与文物,所以飞鸟时代的书道艺术,在和中国直接交流之前,应该是受到中国南北朝两方系统混入的结果。

从现存文献而言,飞鸟时代的中国式书法是日本书道的起步,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就是日本书道发萌的里程碑。目前日本保留他的《法华义疏》书迹是为日本书道史上最古老的书迹,此件书迹的书风展现了日本在六世纪初受到中国南北朝书法的影响,同时也染上些许经过朝鲜半岛传播的色彩,显然在“遣隋史”之前,中国书法已经透过间接传播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磐石。

附注
1、西元五三八年(钦明天皇),百济的圣明王(在位524-554)奉度佛教、经论及僧侣等,记录见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又《日本书记》钦明十三年(西元五五二)十月条记载,百济圣明王遣派官员献上释迦金铜像、幡盖和经论。《日本书记》钦明十四年(西元五五三)六月条,遣派内臣使于百济,百济王付送卜书、历本、种种药物。《日本书记》钦明十五年(西元五五四)二月条记载,百济五经博士王柳贵、僧昙慧等九人到日本,还有贡医博士、采药师、乐人等等。

2、《宪法十七条》实质像是规范君臣民关系的道德规范,见《日本书记》推古十二年(公元604)四月戊辰条。

3、日本学者大庭脩举述公元513年,即继体天皇七年,就有百济武经博士段杨尔到了日本,由于梁朝武帝在公元505年(天监四年)下诏设置五经博士,可以合理推测中国的制度很快影响到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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