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飞鸟时代是佛教的时代 ，此时期日本受到佛教强烈的影响，重要的书法书迹，存留下来的都和佛教的文物有关，包含写经和佛像上雕刻的铭文。书法风格已经受到中国书法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毛笔书写的书法遗迹只有一件留存下来，即《法华义疏》。
于公元615年，即日本飞鸟时代中，由圣德太子（名为厩户丰聪耳）所写成的《法华义疏》四卷（图1，部分缩影），是日本现存的第一件书迹，完全是中国汉字书法的表现，是古代日本学习仿效中国书法的明证，历史意义重大。《法华义疏》内容是法华经佛教教义注释的草稿本，也是日本最古的佛经注释书。
《法华义疏》既是法华经佛教教义注释的草稿本，很可能模仿佛经义疏体的书法。从其书写风格观察其中国书风的特色表现，可以说是混合了南北朝书风、隋朝书风和写经风格的综合体。 日本书法学者饭岛春敬则指出其扁平的字形比楷书具有古体隶书的残迹，这是中国六朝遗风的表现，是日本承受朝鲜传来的中国六朝文化的影响表现。
必须注意的是，日本书道史上所称的“六朝”之内涵和中国历史所称不完全相同，日本学者铃木翠轩、伊东参州着《新说和汉书道史》提到：“…吴晋宋齐梁陈虽习称六朝，书道史上为方便故，也将北朝计入直到隋的统一之前约三百七十年称为六朝时代”。 故而日本书道史上指称中国的“六朝”风，是泛指六朝加上北朝书风的通称。
神田喜一郎说，《法华义疏》用行草体书写，这是中国南北朝时代义疏书写的惯用书风，从西域出土的古书迹也有发现这样令人不能忽视的事实。 日本书法家及书法史家西川宁深入考究《法华义疏》指出，从别字、样式等特征判断《法华义疏》应是隋朝的型态；而《法华义疏》的笔迹风格纤细、锐利、宽绰，构造性比起北朝的厚重、强固来得纤细，西川宁认为这与笔者的个性、民族性有关，或是来自当时的文化媒介百济的书法影响。西川宁考证指出《法华义疏》原迹中充满涂改、贴纸重写的痕迹，充分显现《法华义疏》是草稿本的背景特色以及原迹的真实性。
《法华义疏》书迹推测写成的年代，和圣德太子向隋朝遣派使节年代非常接近，大约稍晚几年，故而其书风也有可能直接学自遣隋使输入的书迹。然而书法文化是长期学习浸染的结果，故而日本在遣隋使之前接收来自朝鲜半岛输入的影响也是不可轻易抹灭的。日本评论者一般认为本书迹，受到朝鲜半岛传入“南北朝”书风的影响。
在遣隋使之前，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交往密切，已经透过朝鲜半岛陆路的传播传入中国书籍、书迹（作者另文＜中国输入日本的第一件书迹＞所述的我国《千字文》的传入即是透过百济），到遣隋使的派遣为止，其间有三百年左右光景。在此期间透过朝鲜半岛的传播，日本王室接触来自中国的佛教经典，应当普遍受到写经书法深入的熏陶。
《法华义疏》为佛经义疏、是写经的一种又是草稿这两种性质必然影响它的书写特质。笔者将它与北朝和晋人的写经（参考图2西凉《十诵比丘经》、图3 北凉〈增一阿含品第二十七卷〉、图4 晋人写经《诸佛集要》等部分缩图）做比较，的确看到其间的神似之处，不论是书体或是笔法。
我们可以看到《法华义疏》快速书写的笔迹，它在横画的快速起头入笔，没有藏锋没有停顿的笔势上极为明显，这种风格宛然同于附图之晋人写经和西凉和北凉的写经；它部分的捺笔还留有隶书笔法的特性，呈现楷书的过渡书风，也与晋朝和北朝的写经风格神似。《法华义疏》整体带着快速书写的行笔特法也和《十诵比丘经》类似，一方面这是草稿体随手书写的特性，另一方面，这种流畅的风格反映书写者已经很娴熟于中国书法的运笔书写，其素养当非来自一夕。
整体而言，《法华义疏》非常明显带着中国晋朝、北朝的写经书法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