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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设部处长因信仰真善忍遭迫害经历

08年陆方全家福,此时女儿陆雁还没有得病(右:陆方,中:陆雁,左:陆方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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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2日讯】

喜得大法

我是属于老一辈人讲的“赶上好机会”的人,中共的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我是头几批靠着自己的能力考上大学的平民的孩子,我在大学毕业工作三年后,又到北京读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一九八九年,国家人事部首次实施国家公务员聘用试点考试,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国家建设部录用。

由于自己的经历很顺利,让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你自己奋斗,努力就应该有好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可是事情似乎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工作后,在单位里,我的学历,我的努力似乎都没能得到我想像的回报。这让我不平,郁闷。同时也让我更加期盼有一天自己能被领导认可,能出人头地。

九十年代初赶上气功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中医大夫,这位中医大夫会气功,经常用气功帮别人治病。我开始跟这位中医大夫学气功,还专门参加了社会上的气功学习班,两三年下来觉得自己再怎么练也没有什么变化和提高,渐渐的就不练了。但进了气功的门后,发现气功不仅仅是祛病健身,而是有更高层次的内涵,所以我对气功的深层次内涵与中国传统修炼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位同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从《转法轮》中,我知道了气功就是修炼,修炼是生命升华的途径,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你就能升华。在《转法轮》中,我了解到自己过去几年炼功不能长进的根本原因,也开始明白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生命在红尘俗世中寻获真理后逐渐苏醒的喜悦和幸福。

我开始在生活和工作中尽可能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求名不求利,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仕途的理想期盼也越来越淡,对生活的不如意的感觉也因此而变淡。名利心淡了,我却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心灵的安宁与平和。得法后感到自己思想开阔了许多,工作能力也明显提高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得到了单位和同事的认可,得法的第二年我被提拔为建设部设计司建筑设计处副处长,一九九八年我又被评为建设部优秀公务员。

抉择

法轮功对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祛病健身奇效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炼,在1999年之前,全中国有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宇宙法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这对于国家,对于普通百姓都是一件大好事。谁都不会想到这样的大好事会遭到中共当局的诽谤和镇压。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中共当局开始对不愿放弃信奉“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进行全面残酷的镇压,它们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进行恶意的栽赃、诽谤。单位里,在上级机关的安排和布置下,召开了几次专门会议,给我和其他几位不愿意放弃信仰的大法弟子施加压力,逼迫我们放弃信仰。

面对压力,我也曾困惑不解,法轮大法助人身心健康,对国家也百利而无一害,政府为什么要取缔呢?难道法轮功真的有什么问题吗?真的像政府所说的是X教吗?见识过中共那么多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这次我难道又会受骗吗?我自己寒窗苦读近二十年,又努力工作,好不容易换来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我要为此而放弃这一切吗?

经过艰难而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我认为,我今天能在工作中有些成绩,是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结果,是大法给我的福分。现在法轮大法受到诽谤和诬蔑,我不能坐视不管,不能贪图个人在修炼中得到的那一点点成绩和个人安逸的生活。没有对信仰的坚持,那一切都没有意义。我明确告诉司领导,以我自己对法轮功的了解和我自己的经历我认为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炼功锻练身体,没有政治目地,中央取缔镇压法轮功的理由是造谣和诬蔑。

我尽量利用我的工作条件,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真相。

我在部委领导机关工作。在中国大陆,能在部委工作,都是肥差,收礼、拿回扣是家常便饭。办事送礼也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我也经常遇到地方相关人员赠送钱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都是在将钱物退还时明确告诉对方: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不能接受这样的钱,同时告诉大法的真相, 并在工作中尽量给与他们帮助。因此在行业内我的大法弟子的身份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好评,也让很多人知道了大法的真相。

绑架

江泽民和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了一年多,不仅没有像它们所期望的那样“消灭”法轮功,反而让更多的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大法真相。这让江泽民和中共当局十分恐慌。在二零零一年新年,中共媒体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并以此为基础向全世界作了大量的仇恨宣传,为中共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做铺垫。

二零零一年春,司领导明确传达了“上面的意思”,要求我“五一”前要有明确的态度,也就是必须声明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否则就必须参加“学习班”。这个所谓的“学习班”就是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的,强制在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系统工作的法轮功学员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的洗脑班。司长和分管的副司长几次找我谈话,威胁我说:“要珍惜目前的工作、珍惜家庭。”其实就是告诉我,不放弃信仰即将面临的后果。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我的工作;我也很珍惜我的家庭;我珍惜我目前拥有的一切;我的工作表现已经证明这一点。但是你们一定要我在工作和法轮功之间做取舍的选择,我只能选择法轮功!

很多领导的家人或者朋友都炼法轮功,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了解,要不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谁也不愿意参与迫害。看到我坚决的态度,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后来又变成“十一”前要有明确的态度。

在这期间,我工作照做,单位还派我出差。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参加完由建设部和香港工务局联合在昆明召开的“内地与香港建筑业发展合作及开拓国际市场研讨会”后回到北京,和几个同是建设行业的同修约好了去北京西郊的妙峰山风景区游览,并进行交流切磋,分享各自修炼体会。在坐车返回的路上,我们一行九位同修以及当时搭车的另两位游客全部被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派出所的警察持枪绑架。


2001年9月23日下山时我们乘坐的中巴被劫持到妙峰山派出所。(《北京日报》图片)

我们这些人被带到妙峰山派出所,那里的警察对我们每个人分别进行了询问和调查。要不是上级的逼迫,中国的很多警察也都不愿意参与迫害。我们大家善意的和警察们讲真相,警察们也比较和气,双方没有什么冲突。警察已经让我们部分同修回到了车上,准备放我们大家离开。可就在这个时候,门头沟警察分局来了电话,说要派人来。

来的这个人姓刘,是门头沟分局国保的一个副处长,他心狠手黑,在石景山区,是迫害法轮功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999年至今,他一直十分卖命地迫害法轮功。快到十月一日了,他希望能抓个什么“大案”给他的中共当局立个功什么的。

这个刘处长赶到后,根本不看警察们已经做好的笔录和调查结果,而是逼迫我们每个人按照他的要求从新做笔录。对我进行笔录时,因我没按他的要求回答问题,他突然一脚将我踹倒在地,还扇我耳光,他下手很重,直到第二天,同监室的其他被关押的人还能看见我脸上被他扇的红印。我后来得知,除我之外,遭到刘殴打的还有王慧、高以雯等同修。

当天深夜,除了一位同修的孩子被放回家,刘将我们九位同修全部绑架到北京市门头沟分局看守所。

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我们九个人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中共的宪法堂而皇之的要保护公民信仰和言论的自由。我们几个有共同信仰和共同专业的同修在一起交流,并以平和、文明的方式传播我们信仰的真相,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为表达对非法绑架的抗议,在看守所我开始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绑架。

我的绝食行为很快由监室的人报告给看守所警察。警察通过监室牢头和监室的其他人威胁我,如果我继续绝食,整个监室的人都会牵连受罚,为避免因我而使同监室的其他人遭受可能的麻烦,绝食两天后我开始进食。三十天后,在一次放风时,我看到和我一起被抓的建筑师李昕正在被看守所狱医和刑事犯人们逼着在看守所的门厅里打吊针,才知道李昕等女同修已经绝食很久了。

在看守所期间的头一个月,警察每隔两三天就对我进行笔录,每次笔录时都将我用手铐固定在审讯椅上,动不动就对我拳打脚踢。警察多次明示或暗示我,如果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并出卖同修,就可以回家。我坚决拒绝。在看守所的监室里,其他被关押的人告诉我,“现在被警察打的或被警察指使被别人殴打的最厉害的基本都是你们法轮功,去年年底(二零零年年底)就有一位法轮功在这儿(看守所)被弄死了,警察不让说。”

非法劳教

在看守所被关押近两个月后,我被非法劳动教养一年半,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与几位同修被劫持到位于北京大兴团河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十年来,因对法轮大法弟子残酷迫害而声名狼藉。一般情况下,被非法劳教的大法弟子由各看守所首先送往调遣处进行为期数月的过渡性迫害。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大门

中共的暴力体系有一整套的强制和迫害手段,包括上早操、军训、劳役、早点名、晚点评、写思想汇报等等。调遣处为了对法轮功学员保持持续的高压状态,一方面不允许法轮功弟子之间有任何未经许可的沟通交流,一方面强迫法轮功弟子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与队列训练,同时采取最低限度维持人的生理极限的生活管制措施,企图以此瓦解法轮功弟子的意志。

我到调遣处的第二天清晨,被要求出操列队。面对初升的朝霞,看着数百名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而做好人的法轮大法弟子被非法囚禁在这里承受迫害,突然间为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极度的悲哀,泪水禁不住地流。带队警察看到我流泪,就把我叫出队列,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看到这么多仅仅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做一个好人的人被监禁在这里,我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感到悲哀而流泪”,年轻的警察听后默默无语。

十二月份的北京寒风刺骨,我们多数同修都是被绑架来的,没有御寒的冬装。调遣处的警察每天都强制我们身穿单薄的衣服在室外进行长时间的“拔军姿”(练习长时间立正)。有一次正遇寒流,室外气温很低,刮着大风,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警察把二十多名都未穿棉衣的法轮功学员带到操场“拔军姿”,警察们因抗不住寒冷回到楼里暖和去了。四、五十分钟后,那个小警察出来看了看,突然问我:“陆方,你还能坚持吗?”我回答:“能坚持,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的生命。”这位警察听到后没说什么。不久我们都被允许回楼里,回楼后,不少人被冻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为了让具体执行迫害的人员和警察们心甘情愿的迫害法轮功,中共当局将他们个人的提拔、升迁与物质奖励与具体执行镇压挂钩,从而让他们不顾良知与事实而表现出非人性的疯狂。

调遣处的警察在正常领取每月的工资的同时,还通过强制劳教人员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为警察们创造额外丰厚的收入。我们到调遣处时,最初几天强迫我们每人每天至少要分包七千双一次性使用的筷子,一周后每天至少要包一万双以上,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开始紧张的干活,只有中午吃饭时有半小时的吃饭、洗碗、打扫卫生的时间,吃完饭接着干活,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要干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才能完成一天的定量,不少人还必须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完成。

一天晚饭后,警察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已经分包好的一次性筷子装车,装卸在劳教所俗称“扛大包”。为了抢时间,我们每个人不得不扛着几十公斤的大包来回奔跑。由于劳累过度,装完车后,我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并持续呕吐,当晚吃下去的东西全都吐出来,还呕吐出大量的黑色液体。第二天清晨,持续性呕吐依然不止,生命体征也出现明显衰减,伴有抽筋现象并摔倒在地,有个姓赵的大队长上来就踢了我几脚,说我是装的。后来调遣处为避免出现不测,将我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没有告诉我,只是连续三天每天都送我去医院输液。在调遣处,除非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出现生命危险,否则是不会被送到医院救治的。


北京团河劳教所大门

经过几天的治疗,在身体还非常虚弱的情况下,调遣处突然将我们大约二十几名同修送往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在团河劳教所最初十几天,我感到大脑里一团液体来回晃动,动作也不协调。可是当天,我就与其他同修被分别限制在专门的楼里的特定的房间,每个同修都由一名警察和至少两名所谓帮教人员负责强制洗脑,不让休息,甚至连闭眼都不允许,强制让我们背叛大法。由于体力不支,我连坐都坐不住,每天晚上九、十时点钟我就感觉到严重的头晕、头痛,睁不开眼,可是我一闭上眼就有警察拿书或尺子敲打我的头部或脸部,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才允许我们回宿舍睡觉,早上五点多钟就被叫起床,继续到专门楼里特定的房间接受强制洗脑,几乎每天如此。当有人承受不住或被误导明确表态转化时,才有可能早点让大家回去休息。几乎每个经历过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对劳教所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非人道迫害的方式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我家庭的迫害

在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绑架后,我的妻子也被要求离开了她的工作单位,失去了工作。此前我所在的单位要求职工购买自己居住的住房,交付房款后我们已经基本没有存款。这时我的家庭又失去了收入来源,我的妻子和年仅八岁的孩子在遭受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的同时又面临极度的生活困难。为了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减少支出,她们连水电费都要精打细算,有时白天上厕所都到外面上免费的公共厕所,度日艰难可见一斑。

在我被非法劳教结束后离开劳教所的当天,原先我工作的建设部派人和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警察直接将我接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到单位后,建设部人事司的一位处长、我所在司的司长、机关保卫处的处长以及派出所的警察一起向我宣布了今后要注意的事项并明确告诉我必须离开机关。所有这些只有口头传达而且没有任何的书面告知,尽管我的一些同事和上司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但还是无济于事,就这样我失去了我原先的工作和国家公务员身份。

当时中共人事部、司法部、公安部等部委有明文规定,因为法轮功而被劳教的在劳教期结束后原单位都应该允许这些人员回原单位上班。而事实上这些中共冠冕堂皇的文件和规定只是欺骗世人耳目的遮羞布。

没有工作单位的法轮功学员,中共通常是通过“六一零”、警察、街道的途径加以监控,对于有工作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对在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又附加要求工作单位对法轮功学员加以监控。

从劳教所回来被迫离开建设部机关后,我来到完全是自收自支的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工作,那里专门成立了完全针对我个人的所谓“帮教防范小组”,每年的节假日,如中国新年、“五一”长假、“十一”长假、以及所谓的中共敏感日,如“四‧二五”、“七‧二零”等,都会有人找我谈话,关注我是否外出、有什么打算等等。

二零零四年七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为强化对曾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控制,又在北郊一个培训中心办了个全封闭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所谓“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学习班,为期一周,每天晚上不能回家。其实这就是个专门针对那几年从劳教所出来的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八名零二、零三年从劳教所出来的国务院直属系统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送进了这个洗脑班,其中有的是以前就认识的同修。我们这些学员利用这次机会通过交流,决定理智地抵制这个洗脑班、并利用这个机会让哪些劳教被转化后至今还没有明白过来的同修走回修炼。结果,学习班结束的时候,两位被转化过的同修又走回修炼中来。看到这样的结果,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人都说以后再也不办这样的班了。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国际社会不能对中共有任何改良的幻想,每一次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的善意对中国老百姓来讲都是一场灾难。国际社会希望通过中共举办奥运会来促使中共更接近自由民主的世界主流,可实际情况是举办奥运会恰恰成为中共迫害异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

法轮功的真相在国内外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国际舆论对中共长期保持对法轮功的惨绝人寰的镇压表达关注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与迫害不得不变得更加隐蔽,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与监控并没有改变与放松。中共举办奥运会之前和敏感的二零零九年,中共的迫害与监控直接公开的延伸到我的家人。

二零零七年底,派出所通过街道办事处对我进行回访,并让我填写对法轮功认识的表格,表格的内容都是一个大法弟子绝不能认同的内容,我在表上写道:“我只想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希望持续的被打搅。”街道的人说:“这样不行,派出所还会找你”。我告诉她:“我并不想让你为难, 我只能这样回答,我认为派出所不会找我,如果他们认为不行,就让他们直接找我。”后来派出所并没找我。

我妻子被迫离开原单位后,经朋友帮忙找到现在的工作。零九年上半年,妻子现在单位的一位同事却向上级机关举报说这位朋友帮助法轮功,结果那个新单位对这位朋友以及我妻子的家人进行了数月的调查。有人告诉我,我妻子和别人联系一也直被监听,监听录音被送到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那里。调查结果发现,我妻子的这位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她是法轮功学员的妻子。调查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二零零九年对中共来讲十分敏感。他们不仅怕法轮功,也怕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冤魂和历次运动中的累累血债。去年“四‧二五”前,我单位的主要领导因病住院期间还专门打电话让我的处长找我谈话,让我务必在“四‧二五”期间不要出去以免给他们惹麻烦。去年五月下旬我因公在深圳出差,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处专门给我的处长打电话了解、监控我的情况。“十一”之前,我单位的领导又定期找我谈话,年底时我才得知当时单位领导找我谈话后又瞒着我约我的妻子谈,告诉我妻子说是上级要求不仅找我谈话,而且一定还要和我的妻子面谈,了解监控我的情况。

这些事情给我妻子造成的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她原本身体健康,可现在刚四十岁出头就出现了失眠、持续性头疼、高血压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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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的陆雁活泼可爱,富有爱心(右:陆雁)

在迫害中,最让人心痛的是年幼的孩子们,他们天真无邪,却不得不面对他们这个年龄不应当面对的压力,心灵受到的创伤更是无法描述。我女儿生于一九九三年五月,一九九九年得大法,成为一名大法小弟子。她活泼可爱,是我们家的小天使。零一年我被非法绑架劳教时,她才八岁。一位朋友到我家来看望我的妻子和孩子,为了不让孩子知道太多,他们等孩子睡下后,到另一间卧室悄悄的谈论我被抓和以后可能面临的一些后果。可当他们开门的时候,看到我的孩子站在门外,一直在悄悄地听!她也在为父亲担心,如何能睡得着?妈妈和客人的谈话让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她从此变得内向、不愿与人交往。我从劳教所回家后,孩子总是担心我哪天又被警察抓走,随时可能失去父亲的阴影一直在她心头挥之不去。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仅在劳教所,它们还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和他们家属的歧视气氛。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中也经常出现诽谤、诬蔑法轮功的内容,从小学到中学,我女儿经常听见有被这样洗脑的同学在学校议论她,有些同学更是当着她的面指指点点说“她的父亲是法轮功”,这无异于在文革时代说一个人的父亲是地主、反革命,说她是狗崽子一样,使她感觉自己是被歧视的对象。所有这些给我女儿造成持续、严重的精神的压力。

孩子高二学期刚开学,又有人威胁她:“你是法轮功家庭,教委来人了,要开除你”。女儿总是持续不断地听见一些声音,说“我们要把你爸爸抓走”、“你是小弟子、小反革命、思想有问题,要学校开除你”之类的话。这些话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无论是在家里、学校、亲戚家,那个声音总是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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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承受巨大精神压力和社会歧视的陆雁,随父亲旅游时也难有笑容

由于这种现象的持续出现造成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她精神崩溃,不能正常的上学,体力和精力也明显下降,医院诊断为“焦虑状态、幻觉妄想”,不得不从去年十一月初开始休学在家。后来她告诉我,在告诉父母之前,她和那些个声音抗争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医生的药物治疗不但没有使孩子的状况有明显的好转,精神类药物的副作用反而使孩子越来越远离正常人,这样下去,原本聪明可爱的孩子前途实在令人堪忧。

来到加拿大

为避开中共持续对我及其家人的骚扰、监控与迫害,为避免我女儿的身心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今年二月九日我陪同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女儿来到加拿大。来到自由、民主、包容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后,我们不仅看到众多的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同修能在加拿大不受镇压的轻松的学法炼功和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且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外界环境的压力下,停止药物治疗后,孩子恢复正常学法炼功,身体也奇迹般地在恢复健康。

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已持续超过十年,在中国大陆凡是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几乎受到程度不同的持续的各种迫害,这场迫害在给大法弟子造成极端深重的灾难的同时也给无数大法弟子的家人带来常人难以想像的牵连和压力、也使他(她)们承受巨大的精神伤痛;更让良知尚存的人不敢相信的并已被国际独立人士证实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事大量发生!这场迫害也造成中国大陆社会的道德和良知急剧走向毁灭。在此再一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杀戮与迫害!尽快结束这场自人类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发生的最严重的人道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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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2 2: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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