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夏墨竹墨尔本采访报导）自古有林和靖放鹤植梅，人称“梅妻鹤子”，周敦颐独爱莲花，构亭种莲，胸怀洒脱。如今墨尔本也有雅士曹全恩，性情淡泊，为琴所狂。
敲开他的门，迎接我的便是他和他的“大宝贝”——1867年的世界顶级名钢琴贝克斯坦。曹先生用他山东人特有的豪爽笑语问候我，贝克斯坦则在曹先生手下奏出如“玉石滴水”的乐声向我展示她的青春活力。
德国名琴贝克斯坦的前世今生
出身高贵、历经周折的贝克斯坦可谓遇到了知音。
贝克斯坦名琴当年都是专门供欧洲王室、富豪贵族及艺术家所用。这架诞生于140多年前的贝克斯坦历经岁月沧桑，早已变得陈旧黯淡，弦断音损，没有多少人赏识她了。无奈“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她的主人将她送进了拍卖场，在这里她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知音。
作为澳大利亚知名钢琴调音师的曹全恩慧眼独具，将古旧尘封的贝克斯坦留在了身边。他用自己对钢琴的一腔挚爱和精湛的修琴手艺，赋予这架古钢琴以新生。当贝克斯坦的象牙琴键在曹先生的客厅里流淌出比过去更加醇美辉煌的音色时，我简直听呆了。
曹先生抚着琴说：“这就像陈年的好酒被打开了，散发出无以言传的醇香。你看她现在这么漂亮，当时这架钢琴，琴键有一半坏了，弹不出声音。琴身颜色也褪了，没有光亮。我把她翻新修好，然后让她比原先更加辉煌。为什么世界名琴、古琴当时的声音达不到这样的辉煌，是因为钢琴使用的时间不够。时间越长、越用声音越好。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年轻时代的坎坷境遇
“年轻的时候受过社会的离弃，我失落过。”曹先生说。他的父亲当年是教会的小头目，后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10岁那年，父亲被抓进监狱。曹全恩先生不到12岁时，父亲在监狱里去世了。
25岁的曹全恩曾经在青岛海边的马路上拉大车。大车满载时重达千斤，是非常辛苦的体力活。因为大车卸货回来是空车，同伴就向他提议：“你先上车，我拉着你。等下一趟卸货，你再拉着我，这样我们两个人都能休息一下。”曹全恩答应了。他坐在车上，望着大海无尽的波涛，普希金的诗随着海风扑面而来——“你等待着，你召唤着……而我却被束缚住；我的心灵在徒然挣扎……”
大海“自由的元素”为他带来了音乐的灵感，他当即就谱了一首歌，名为“拉大车”，随口唱了起来。同伴非常喜欢听，等下一趟卸完货，同伴又说，“这趟还是我拉你吧。我真喜欢听你唱‘拉大车’。”
曹全恩先生说：“这首歌是我年轻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年轻时心情很糟糕，本来不应该干的事，叫你干了。所以‘拉大车’的歌词大意就是不该，不该，不应该拉大车，可偏偏要拉大车，拉大车苦了自己，拉大车没人爱你。普希金所称呼的‘自由的元素’，把我心中的灵感激发出来了。如果不是在海边拉大车，我想这首歌也出不来。”
在他年轻时代的黯淡岁月里，唯有一抹亮色，温暖着他的心，那是一把旧吉它。曹全恩先生说：“我在家偷偷弹吉它。吉它的六根弦给我精神上很多的安慰和快乐。弹琴时自卑抑郁的心情就会好很多。当时弹琴也不能很开放的弹，因为外面的政治气氛很紧张。我弹的都是一些国外名曲，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弹的。有一次我弹吉它，一个街道干部突然敲门闯进来。他也听不太懂，问我弹的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他是革命歌曲。他让我弹给他听。我就弹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听了很高兴，以为我整天弹的都是这个。其实他也不太懂，如果他真的懂，我就麻烦了。所以那时只能偷偷摸摸地弹，就那么玩了十年。”
后来曹全恩先生结婚的时候。他把妻子带到挂在墙上的吉它下，感慨地对它说：“六弦琴啊，原先你是我的第一夫人，现在只好屈尊第二了。不过无论什么也比不上这十年中你带给我的欢乐！”
琴是他的伴侣和知己，它曾给予他生命的温暖与安慰。
我愿意留在这片阳光下
我央请曹先生再唱这曲当年的“拉大车”。他弹起吉它，唱起了这首歌。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几十年前的他在大车上唱着歌，海涛声在为他伴奏。当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在大车上唱歌时，他怎能想像得到今天的他会在阳光明媚的墨尔本重拾旧曲？
曹先生说：“我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死在了监狱里。我小时候心灵受过很多打击和震撼。有很多事情，画了很多问号，弄不明白，逐渐地在这个逆境里，也就搞清楚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很清楚。我很排斥这样的社会政治状况，不想在这个环境中，很烦人，而且将来对后代也会添下巨大的麻烦，所以我想改变一下。”
1991年曹全恩作为留学生飞往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上了飞机，他望着故国大地，心潮起伏，“中国，再见了！这一走，也许是永远的诀别！”到了新西兰，他一拉开旅馆的窗帘，打开窗户，只见湛蓝的晴空上，明媚的阳光忽闪着照下来。
曹先生说：“我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阳光！中国由于灰尘污染，太阳光没有这么漂亮。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喜欢这片自由的土地！我要在这个地方永久住下去！我拉上窗帘，锁上旅馆门，就出去找工作了。从旅馆走出去，不到200米的地方就找到了这家新西兰首屈一指的Nelson Dorizac Piano公司。这家公司也刚从很远的地方搬到这儿半年。我是信基督教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在安排。老板的太太就说，‘我们这个公司搬到这里，就是为你来的。’”
进入新西兰一流钢琴公司
曹全恩先生星期五到达新西兰惠灵顿，星期六找到Nelson Dorizac Piano公司，星期一上午九点开始试工。试工三个小时，不仅要换钢琴中心的申达针及其它零件，而且所使用的工具都是在中国没有见过的。老板给他示范了一次，便匆匆离开了。
“虽然工具没有使过，但我是干钳工的手。”曹先生自信地说，“我懂机械，我知道那个要求和感觉。换申达针要求非常严格，不能松也不能紧。以前我在中国学过修理，中国的师傅比较保守，工具也比较落后。我修过钢琴，也换过零件。”
三小时后，曹全恩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经验，换完了88个钢琴零件。老板回来检查，每个零件都合格，他非常满意，对曹全恩说:“你做的非常标准。”
接下来便是修琴证书的问题。曹全恩虽然没有中国修钢琴的学历，但他曾在80年代初创办青岛私立业余吉它学校，是知名的学校校长。当他拿出吉它学校校长的公证书时，老板很高兴地说：“这个就够了。修琴和音乐方面你都没有问题了。我收你，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在Nelson Dorizac Piano公司，曹全恩专门负责钢琴的修理、翻新及调音等工作。后来老板还主动为他办理雇主移民。为了衡量这位雇员是否能达到新西兰钢琴调音技师的标准，来自英国读过正规修钢琴大学的主考官，让曹全恩把一架破旧的钢琴调规则。曹全恩虽然对自己充满信心，但也有点紧张，毕竟人家主考官是正规大学毕业的。老板在考试前安慰他说：“放心，你都会做！我们是新西兰No.1的钢琴公司，我们是最棒的。”
三个半小时后，考官出来了，对老板说：“你这个雇员，像你所说，做得非常好。他的手很巧，比我的手做得还要好！”
老板笑了：“那当然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雇他呢！” 最后，曹全恩如愿获得了新西兰钢琴调音师证书。
在Nelson Dorizac Piano公司工作八年后，享有“澳洲伦敦”之称的人文艺术之都墨尔本深深吸引了他。他应墨尔本最大的古董钢琴公司Austral Piano World的工作邀请，举家搬迁到充满明媚阳光与古典气息的墨尔本，继续他的工作，这一做又是三年。如今曹全恩先生已成为墨尔本最出色的钢琴调音师。
钢琴调音师——从工人到技师
曹先生从小不仅有音乐天赋，吉它、钢琴、小提琴样样精通，而且生来手就巧。刚会走路，扶着床边走时，他就用剪刀，把母亲裁好放在床上的棉袄领子剪成一片一片的。为此他的母亲还用小笤帚疙瘩打他的屁股。后来长大后，家里用的烟筒、水壶、茶缸盖都是他亲手所做。
曹先生很崇拜贝多芬，称呼他为“贝大爷”，但最喜欢的是莫扎特。曹先生说：“莫扎特家境贫寒，遭遇很不好，然而他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出不满或不好的东西，他的艺术作品是对人世间最美好的体现。所以西方艺术界评价他，吃的是草，出来的是奶水。”
“有很多人羡慕钢琴调音技师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不是轻易能学到的。”曹先生说，“这个工作要求木工、钳工、油漆工和音乐，这四个系列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从钢琴厂的第一个工作到最后一个工作，都要圆满完成，从工人到技师，都要做的。这是一项很传统很古典的原始古老的工作，不像那些赚钱的新兴行业，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并不怎么赚钱。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我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工作，干过钳工、木工、油漆工，还有拉大车。除了拉大车，这些前半生做过的活儿，都在后半生做钢琴调音师职业时全用上了。我深信，我的前半生，都是我现在为钢琴所狂，做一个钢琴人的前奏。”
“好的钢琴调音师，一要有技术、有智慧，二要耐心，有求胜欲。”他笑着说，“其实我这个人很豪爽，山东人比较痛快，但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很细心、很耐心地去做。如果不是因为这么喜欢它，我根本就不会这么耐心。换申达针，眼睛会非常累。调音要调很多琴，一天下来，胃都往外反，但睡一晚上，第二天又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因为在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求胜欲，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三个月不修琴，我会死掉
除了曹全恩先生,墨尔本还有一位为钢琴所狂的人——中国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捐馆人胡友义先生。这两个人狂的方式不同：胡友义狂在见了琴就买，买下来就捐给博物馆，馆内所有的琴都是他在墨尔本收藏捐赠的。曹全恩是在拍卖中看好这个琴，钱不够了，还在举手，拚命跟人家抢，抢回来以后，重新恢复钢琴的生命与青春，然后使古旧的钢琴变得比从前还要好。当然这不是一般修琴人能做得到的。
曹全恩曾与新西兰的老板有过一段经典的对话。老板的父亲87岁那年，调音时在钢琴上去世。老板对曹全恩说：“我父亲太棒了！”曹全恩点头赞叹，“我也希望像你父亲那样。”老板说：“我要是一个月不修钢琴，肯定会死掉。”曹全恩回答：“我三个月不修琴，我肯定会死。”
对于一般修琴或卖琴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那是一种深入骨头的喜欢，来自灵魂的热爱，才能说出这样的钢琴狂语。
对华人父母的建议
“很多华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曹先生说,“让孩子学习钢琴，需要耐心、具有启发性的教育，来引起他们的兴趣。据我的经验，不要逼得过紧。找一些同年龄的小孩，比他们弹得好的，就是一种最好的鼓励和鞭策。当年朗朗的父亲逼朗朗弹琴的时候，弹不好，逼他跳楼，虽然他把朗朗培养出来了，我要是在中国，我会很赞成，但我在西方世界住久了，我觉得那不是一件好事。他看上去有点像法西斯，这种教育对孩子的心灵成长不好。如果这个孩子真会成才，你用不着鞭子或棍子，我也没听说过李云迪他爸爸逼他跳楼，可李云迪照样获得了世界钢琴最高奖——肖邦大奖，拿到这个奖项，你就是世界No.1，朗朗都没有拿到过。”
曹先生还说：“学好钢琴，一要请好老师；二要买好钢琴。”增强孩子的辨音能力和学习兴趣是很重要的。“就像吃饭，买的钢琴不好，东西不好吃，非逼孩子吃，孩子肯定不喜欢吃。华人家长总要算一笔经济账，我先买一个便宜的，小孩要是喜欢弹，我再换好的。要是一下子投资花了5千块钱，万一小孩不弹了，怎么办？其实这个策略我是不喜欢的。你一开始给孩子买一个好琴，小孩弹起来就喜欢弹，弹的也多。即便小孩不弹了，也可以留着，将来孩子长大了可以带走，再培养下一代，因为好的钢琴是保值的。所以说培养孩子弹钢琴，这个钱是应该投资的。”
谈话中，曹先生爽朗的笑声深深感染着我。他的自信、宽容与幽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我走出门，迎面而来的是墨尔本热烈奔放的阳光。我与曹先生挥手告别，他站在这片明亮的阳光下，坦诚开怀。阳光下的他是知足的，虽然那首“拉大车”的余音还在岁月的深处响起。他的回忆就像贝克斯坦的音乐；如同象牙琴键的心质，历经岁月的尘封和磨砺，如今弹奏出更加醇美的生命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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