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报导）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终于以不再接受中共要求过滤和审查搜索结果，退出中国大陆市场，捍卫了其“不作恶”的承诺。谷歌的行为还引爆其他外商出走。其曾经被中共胁迫而过滤的真相被海内外各界所知，这是对中共致命的打击，故中共极力淡化谷歌事件，并禁止媒体报导。大陆资深民运人士、原媒体记者廖双元剖析中共之所以称谷歌挑战它的权力，是因为它的权力基础是暴力和谎言。
“谷歌有底线 中共借口法律”
贵州异议人士、原《毕节时报》记者廖双元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支持谷歌的选择，他认为“谷歌有自己的底线，到了底线的时候，不能无条件的退让，所以只有退出”。
谷歌被迫撤离中国，中共长期网络封锁掩盖的真相正为各界所知。虚弱的中共仍然声称，任何公司到任何国家开展业务都要遵守当地法律，其媒体也开始对谷歌事件消声。廖双元认为中共所说的法律都是借口。
廖双元说：“它是很笼统的，也没有说违法了哪一条法律，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借口。它借口法律来掩盖其他的目的。比方说，它对谷歌设那些敏感字，要人家过滤，这本身和言论自由、国际法的规定就是冲突的。谷歌这么多年来，为了经济利益屈从中共，这些都是受到外界质疑的。所以谷歌要退出，它是有自己底线的。”
他还质疑，触犯了中共的什么法律？中国的宪法里明明说公民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但是中共从来不讲这些法律的。它对待国内的异见人士，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从来不讲任何法律。
中共丢脸 淡化谷歌事件
谷歌事件还引爆其他外资“出走”。近日两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宣布，由于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和进行网络审查，决定撤出在中国的业务，西方媒体对事件的后续反应在逐步升级。而中共试图淡化谷歌事件的巨大影响，并称谷歌撤离只是一个公司的个别决定。
廖双元则指出中共冷处理谷歌事件的原因所在。他说，谷歌事件中共肯定会淡化处理的，因为谷歌事件对它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所以它给予冷处理，它就是怕扩大影响。
“如果是个它认为站得住脚的事件，它就会大肆宣传。中共怕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因为它迫使谷歌过滤信息，从法律、情理、普世价值意义上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只好冷处理，尽量少让人知道。如果是好事，它那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它肯定要大肆宣传，让每个人都知道。”
挑战权力？
就中共在回应谷歌事件时称Google挑战中国政府的权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的，廖双元则质疑中共的权力是用来做什么的？
“谷歌挑战了它什么权力？中共是故意的把小事说大，比方说把其他领域的事情，说成是政治的，上升到权力高度，让人们联想谷歌是不是对它的权力、内政进行了什么干涉、挑战。用文革时期的话说，它就是故意上纲上线，明明是它给谷歌设定的条件和要求太多太苛刻，人家受不了了，人家要退出，不和它打交道了，不和它做生意了，这还不行吗？我认为是谷歌坚持自己不做恶的原则，实际就是与邪恶决裂了。”
廖双元说，屈从于邪恶本身就是不对的，从长远看谷歌是有好处的，谷歌在经济利益上受到一点损失，但我觉得这是从短期来看的，从长期来看，与中共的决裂本身是值得的。
“它要说谷歌的退出挑战它的权力，那么它的权力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掩盖真相、掩饰它的作恶！这样的权力是邪恶的，它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害的，这样的权力受到挑战，是很正常的，这样的权力就应该受到挑战！如果它认为是挑战的话。”
中共暴力和谎言的权力基础
Google拒绝配合中共继续愚弄中国民众，并力图给中国网民提供他们原来看不到的大量信息，就是挑战中共的权利吗？中共的权力是建筑在“愚民”上的吗？廖双元认为中共的权力基础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武力，一个是谎言。
“武力包括军队、警察等等，包括它的先进武器。再一个就是谎言，把自己干的坏事说成好事，把别人的好事说成坏事等等的欺骗，就这两大权力基础。”
廖双元表示，在中共暴政统治下的大陆网民都是支持谷歌的。“只要有一点做人的底线和良知，就会对中共的谎言和掩盖真相等邪恶行为感到不满意。支持谁，反对谁，该帮助谁，对于有思考能力的人来说，是不用说的。都想看到真相，为什么屏蔽真相，肯定是有阴谋的，肯定是用心不良的，这样的东西如果支持他，就是说你的独立思考能力就有问题了。”
最后廖双元表示，网民用各种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些都是被中共逼出来的，网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力，共产党肯定要继续掩盖真相，这种拉锯战还要继续下去。
廖双元小档案（摘自民主论坛）
廖双元（贵州老民运人士），男，汉族，1953年4月28日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紫林庵古庙旁。
1975年8月：在贵阳市中心大字报专栏上书写反诗两首引起警方重视，被传讯。1976年被停职反省1年。
1978年11月：在贵阳民主墙上发表诗文，亲笔撰文曰“柴草”青年评论和覆盖了《启蒙社》个别重要成员的退出声明。随后加入《启蒙社》，遂成其为重要成员。
1979年元月12日：创立贵阳《百花学会》，是3名编辑之一。发行3期《百花会报》（民刊．油印本）。1980年后改名为《百科学会》，后被当局取缔，当年被办学习班强行洗脑两次，停职写检查两次。
1982～86年：曾先后在《百科学会》、《黔灵文学社》、《浪潮读书会》等贵阳民间社团参与研讨时事政治及社会问题，是核心人物之一。
1986～88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贵州分部及贵阳支部的工作，任要职。后被线人出卖后遭公安数次传讯。
1989年春：任《贵阳沙龙联谊会》常务理事，负责宣传工作。4月底，暴发学潮，组织会务会议，参与游行、演讲，坚决支持并声援学生。亲写“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等10条口号打印成传单沿街散发。5月末，同夫人吴玉琴、曾宁3人同行到京声援学生。当年6月13日被反动政府非法抓捕，送劳动教养3年，在劳教所的“1991年中八2．13事件”中被毒打成重伤。
1993年春：同数位志同道合者在贵阳秘密创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先设分部。1995年5月：参与策划95“6．4”行动方案，因计划不密被内奸出卖。随后被抓捕判4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同年被开除公职。在狱中同陈西坚贞不屈，多次被毒打致重伤，数次被送严管遭数月独羁。
1999年5月：出狱至今，因长期主持贵州民运工作，（2002年7月4日，家中祖业房屋被国安唆使地方政府非法强拆，至今无法讨回赔偿），数年内的“6．4”期间，皆被国安人员数十名严密监控及跟踪，至今无职无业。身上有多处牢伤，是一个长期被现政权骚扰和严密监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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