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奎:清华大学博士生纪念“425”十一周年

黄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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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5日讯】十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北京亲自参加了“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的集体上访。十一年后的今天,我身在美国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感触颇多。

十一年前的时候,我在北京清华大学读大学本科五年级,当时已经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功一年多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炼功点炼完功后经常感到一身轻,非常舒服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我找到了寻觅已久的人生的真谛。我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做人等等。

199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与日俱增。光北京清华大学就有十来个炼功点,十食堂旁边的小树林炼功点人数最多时可达几十上百人。修炼人数的增加引来了小肚鸡肠之人的忌恨,同时别有用心之人则妄图利用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骚扰与构陷便时有发生。像1998年夏的“北京电视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记得1998年到1999年年初那段时间里,清华大学校内就时有发生保卫处没收法轮功宣传展板的事情。

当时间推进到1999年4月份,那个最臭名昭著的科痞何祚庥再次跳出来,在天津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文中它肆意丑化、诬蔑法轮功,在社会与群众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这种极限情况下,天津市的法轮功修炼者自发到杂志社讲清法轮功真相,但最终竟遭致戴钢盔、拿盾牌的防暴警察的殴打与野蛮抓捕。天津市委并称此事件他们做不了主,是来自中央的意思。

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部分北京学员决定到中央信访办反映天津发生的极端恶性事件,要求释放天津被非法抓捕的学员,要求恢复法轮功的合法修炼环境。此消息在北京学员中迅速传开。但每个学员都经过了自己的思考,是去还是不去,这是完全自愿的。这样就最终促成了425当天事件的发生。

我本人就是在4月24日下午放学后到十食堂吃饭,偶然碰到一位法轮功功友,从而得知天津抓人、打人、北京学员次日要去中南海上访的消息的。我当时的第一念就是:当然要去!他是炼功人,我也是炼功人,抓他就等于抓我,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这是从人的理上讲。从另外一方面讲,法轮功使我受益良多,当法轮功受到诬蔑时,我当然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这亦是人之常理啊。

中共攻击“425事件”,说是“有组织”的。事实上,有组织没组织根本就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上访、那次上访是不是合理的。由上述分析可知,“425集体上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而中共宣传喉舌一上来就用“有组织”这顶大帽子把人们的思维引入党文化的怪圈,从而掩盖了法轮功学员受冤屈、不得不集体申冤的该事件的合理内核,这是中共惯用手法,也是被中共长期洗脑的中国人所很难觉察的。

中共攻击“425事件”的另一常用语汇是“围攻”,听起来都好笑。“425”我本人全天都在现场,看到的都是学员们和平理性的行为表现,我们手无寸铁,拿什么攻击中南海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学员们只是被警察引导站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北面的文津街,而中南海的南面、东面并无学员,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中南海围起来。既没有“围”,也没有“攻”,何来“围攻”?!这是中共邪党宣传一上来就血口喷人的直接体现。

“425事件”过去十一年了。经常有人说,“425事件”是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的导火索。其实,镇压的有无并不依赖于“425事件”的有无。前文已提及,镇压主要来自小人的妒忌。但“425集体上访”却成为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道德丰碑。也正因为此,“425集体上访”将永载史册。而邪恶至极的镇压终将结束,邪恶之首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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