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渐渐隐去后，随之而来的宋朝画家在人物，山水，花鸟画上都有着新鲜的创意。《清明上河图》画风细致，淳朴，活泼传神的人物性格描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此图从右至左，由郊外到市区，细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清明时节繁荣的景象。全图共分三段。
首段着墨于郊原景色，郊外远处的山，树，船只与近处的草木，庄稼，村舍，人物勾勒出由远到近的层次，默默地有着一种“山水总相宜”的情趣。中段着墨于虹桥之景。桥头摊商栉比，车马行人川流不息，生气盎然。末段着墨于城内街景，歌楼酒市，作坊医家，各色人物各行其事，极具欣赏价值。
此幅画的绝妙之处除了对舟车，市桥，郭径，草木，山石，牲畜的细微刻画之外，对人物形态的捕捉与对其所处位置的巧妙合理严谨地安排是此幅作品的精华所在。各色人物共1643人，形态生动，他们或是站立于郊外田野，或是辛勤耕作在田间，或是敲锣打鼓办喜事，或是聚集闹市买卖游玩，或是轻舟荡漾于河中，或是垂钓捕鱼，或是走亲访友，或是问候交谈，等等等等。
整幅图着色淡雅，主要以青黄为主，壮观的场面，细腻精确的画风令人叹为观止。此幅巨型风俗画，虽意境并不深远，但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开始表现世俗生活的风俗画更加受人青睐，这与以往的重视精神境界的艺术品味有所差异。
元代的文人丹青艺术独具匠心地把诗、书、画还有雕刻精美的印章融为一体，使有良好文学修养的画家、隐士们有了任其游骋的艺术天地。这些艺术珍品的题材多为山水，枯木竹石，花鸟人物，构图淡雅，着色清新而古朴，意境甚有复古且追寻宁静超然的精神内涵。虽然以神灵劝戒为题材的作品在元代变得稀少，但那些文人画家仍然有着一种脱俗而高洁的品质。
著名画家吴镇的《双松图》描绘的仿佛是画家本人。两棵松树立于天地之间，有着一种傲然超俗的神韵，苍劲而挺拔的枝干缠绕始于中间，又交叉在顶部然后再分开，仿佛表达了作者顽强不屈的精神气概。他的另一幅《洞庭渔隐图》以山的一角，宁静的洞庭湖水为主要背景，空旷秀灵的山水汽息油然而生，一个渔翁驾驭一条小舟自东向南悠然而下，给这万籁俱寂的气氛添了鲜活的一笔，两棵秀拔的松树立于湖水的对岸，尽观山水变化，仿若是整幅画的精髓所在。
文人画在明代更为成熟，开始是以戴进为创始人的浙派山水画和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派为先导。这些画家多因社会风气的腐败，摒弃功名，悠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著名画家文徵明集诗、书、画于一身，品德高尚清廉，蔑视权贵，一生追求书画的意境，为人宽厚大度，享年九十岁。
他的代表作《古木寒泉》使人不禁想起李白的一句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川”。陡峭的山涧，参天的松柏，险峻而又森然，一道飞泉自天而降，确是神来之笔。这幅画有着空旷幽远的气韵，又令人振奋，可称得上是绝世之作。
浙派创始人戴进，字文进，号静庵。 他的《达摩六祖师像》，画面古厚生动，气韵逼真威然，展现了当时达摩师生之间的生活情景。流畅遒劲的线条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可见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力。明末的徐渭被称作怪才，他用夸张写意的手法来表达对世俗的不满及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他这些反传统的作品，在绘画史上留下了似乎嘲弄的一笔。
徐渭的艺术风范对清朝初期的画家石涛，弘仁等四僧，中期的“扬州八怪”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作品大多泼辣奔放，狂浪不羁，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同时也表露了对艺术的态度。清初至康熙年间的著名界画画家袁江创作的《蓬莱仙岛图》设色古朴鲜润，构图精细，飘渺的烟云环绕着山峰，楼阁，亭台，真有身临其境之感，真好似画家本人亲眼所见。
华夏丹青艺术发源于中国古老的半神文化，其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涵深深影响着世界文化艺术。不论是早期的以神灵劝戒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还是后来的以人物、山水、花鸟为题材的作品，都展现了中国古老传统绘画的深奥内涵及当时各朝各代的社会文化。
中国古人创作艺术的灵感都来源于内心的平静与内在的精神修炼。在中国古代社会，各行各业都讲究调息、运气，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这样讲道：“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式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净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
其实，中国历代国画大师都是以修心养性为主，待人接物总是把他人放在第一位，创作出的作品不仅可陶冶人的情操，还可引导人们向善，告诉人们要拥有一个慈悲、祥和的心境。这样看来，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修炼结合起来是再恰当不过了《转法轮》中这样写道：“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艺术家们放淡各种欲望，才能真正拥有豁达祥和的胸怀，艺术境界才能升华上来。如果后人能领悟到真正的艺术应与修炼结合的重要性，就真正能体悟到艺术的真谛及生命的价值所在。
－－转载自正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