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生的山西溃坝事故和有毒奶粉事件，导致了一连串官员下台，被称为中国特色的“高官问责制”。中国官方声称，这种问责制充份体现了中国的进步，显示了某种制度上的优越性。然而，高官问责，自古有之，根本谈不上任何进步。中国夏代的鲧是当时的水利部长，也是后来中国著名君主大禹的父亲，正是因为治水失败而遭到问责并被处死。这大概是中国高官问责制最早的纪录。
四书之一的孟子也有关于问责制度的记载。
孟子问齐宣王，如果有人去楚国旅游，把家里人托给朋友照顾，回来发现妻儿饥寒交迫，怎么办？齐宣王说，不再和他做朋友。孟子又问，高级官员不能管理部下，怎么办？齐宣王说，把他撤职。孟子接着问：一个国家治安不好，民生凋落，怎么办呢？“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结果，王顾左右而言他。
当然，孟子此问针对的是一国之君，齐宣王无法回答，所以只能打个哈哈转移话题了。问责问到最高当局便无法继续，这是非现代化社会的体制所限，也是高官问责制度的极限。
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和两千多年前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全中国人民对毒害儿童的奶粉愤怒声讨，甚至社会矛盾日趋激烈，所谓“四境之内不治”，问责之声不绝于耳。当然，中共比齐宣王更有本事，齐宣王先生知道不好辩解，尴尬之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中共则不但会自称已经大有进步，而且还可能以“煽动颠覆罪”，干脆把孟先生下狱治罪。
现代政治的概念中，国家首领获民众选择治理国家，类似“信托管理”，民众相信这个人或者这群人，因此一旦信任丧失，首领便只好辞职下台。中国人常把外国政府总辞当成是社会动乱的一种迹象，殊不知只是民众尚未找到足以信赖的治国CEO而已。
中国的这个CEO几十年来的业绩糟糕至极，不但不能和周边的小公司比较，而且也远远落在很多大公司的后面。但这个CEO只是不断更换雇员，却绝不许更换最高管理层。我们只能说，这种公司肯定不是现代企业，大概是家族企业或者干脆就只是一个林家铺子而已。
事实上，中国近年的许多被问责下台的高官，很快又回到台上任职。包括北京孟学农、卫生部张文康等人，都是数年过后回到政府高级职位。其实，对于中共来说，这些被问责的高官之下台，很可能不但不觉得他们有什么过错，反而因为他们为共产党背上了黑锅，还会被当成是功臣，因为他们以自己官职化解了全中国老百姓的怒气，所以很快重新受到启用便毫不奇怪了。
一个不能追问最高领导人责任的问责制，并不是现代社会制度下的问责制。反过来说，问责制的极限，也完全反映出一个国家制度的性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