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4日讯】我读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想起了我的童年。我小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难的饥饿年代，有很多人饿死了。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官员在全国有几十亿斤的粮食库存，他们并没有开仓放粮。明明知道各地正发生大面积的饥饿死人的情况后，他们还大幅度增加全国的征粮额度。更残忍的是当权者动用强大的政府机器，封锁消息，严禁饥民逃荒。有谁敢说出事实，揭露真相，就会被当局定罪、关押、虐待，甚至失去生命。据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饿死的人数达三千六百万，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远远超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死亡人数。我虽然能活过来了，但是想到那么多饿死的老百姓，我不会感谢中国当权者。
从我记事起到今天，我爱中华民族，爱我的父母，可是我的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他是为我而死的。我记得小的时候，一次跟着母亲去集市，拿着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大概30多元，母亲买了两种地瓜干，一种好一点，另一种是长毛发霉的。父母把好的留给我们孩子们吃，自己吃发霉的，我们全家人要吃到下一个月父亲开工资才能有钱再买。我记得当权者还在学校搞忆苦思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批斗四类份子，打倒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打倒右派，打倒臭老九。我亲眼看到那些被斗的教师，和出生不好的人。他们挨斗的场面使我至今难以忘怀。这就是童年给我留下的记忆。我在学校里什么也没有学到，只知道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进了工厂，我干的是一名电气焊工。车间里安排我的工作，我总是提前完成，然后回家干我的木工活。但是，每月厂里发奖金，从来不发给我，被车间主任扣下了。他们不但贪污了我的奖金，对我们这样一般的工人处处不公平，一气之下，我就辞职不干了。
我向朋友门借了些钱，开起了自己的公司，是一家沙发厂。我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分到各大百货商店去代销，我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信心。可是，情况完全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各种款式的沙发都销不动。后来我才知道，要想挣钱，上到百货商场的总经理、会计，下到营业员都需要钱来打点，他们才会推销你的产品。不然，合同时间一到，就要半价处理你的产品，或者，你就得把没卖掉的货全部拉走。他们拖欠我的货款达到一百多万。我多次到他们公司去要账，每次都是空手而归。他们想尽各种方法拖欠。而公司的分管经理和营业员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赌博，集团的老总则在星级酒店，花天酒地地享受。两家国营企业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宣布破产的。在他们破产之前，我曾多次到主要负责人家去讨帐，他们就找黑社会的人来吓唬我。没法子了，我只好到他们集团所在的区法院去投诉他们，法院要我找商场的各级经办人，一级级地投诉，而每次起诉都要交起诉费。算起来要好几万。后来我又得知，这个区法院的主要办事人员和商场的老总称兄道弟。就是交了钱，也打不赢这门官司，反而会受到伤害。另外一家倒闭的商场在山东的枣庄，朋友劝我不要去要账，因为去了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
当我失去了自己的公司，没有基本生活费，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到街道办事处去申请最低生活费，居委会主任把我一把推了出来，说你现在没有资格领失业金，等你得了重病的时候再来。现在的中国当权者无视百姓的疾苦，肆意侵占我们的私人财产，更可恶的是不幸的人们，在财产被侵占之后，稍有不满，还要遭受关押、虐待，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在法制国家，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财富反而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
现在的中国是有权有势人的世界，普通老百姓连住房都买不起，温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穷苦的山村连自来水都喝不上。山区的孩子们没有地方读书。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住在湖上的破船里，喝的是湖里污染的脏水。而现在的当权者，庞大的开销，他们明目张胆地吃喝玩乐，贪污腐化，开的是名牌车。这些国营集团老总在全国各地名胜地点购买自己的豪宅，修建所谓的渡假村。各市区利用公款建设豪华的办公大楼，配套齐全，吃喝玩乐一体化。共产党的腐败自由化，老百姓不敢看，也不敢问。中国的穷苦的百姓还有希望吗？那些住在破船上的孩子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是农民的孩子，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城市的孩子完全不一样。这些孩子的身上永远背着一个中国等级最低、最受人歧视的身份。
我的亲生经历和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对共产党的独裁不再抱任何幻想。民主是中国政体改革的唯一希望。海外的华人应该一起呼吁中国的当权者立即停止对热爱民主的大陆人士，如高智晟、郭泉、胡佳、陈光诚等人的迫害。为那些在六四中死亡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平反，向死难者家属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六四过去快二十一个年头了，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戒备森严，武装警察比比皆是，哪里像个人民的广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导致人民对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而六四的冤案一天不平反，中国的民主进程就一天不能实现。
2010 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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