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十七岁的王宇清随国民政府渡海来台，为了配合政府复兴文化写了三本古装舞台话剧剧本，这才发现各大学、图书馆都找不到古代服装的相关著作，于是开启他超过半世纪的中国服装史研究历程……
今年高龄九十六岁的台湾汉服史研究耆宿王宇清，远在七十年代以论文《周礼六冕考辨》、副文《玄衣之用玄》取得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历任国立历史博物馆秘书、研究组主任及第二任馆长，亦为史博“创馆”元老之一，其一生亮节有为、勤文勉学，在博物馆同仁的心目中，是一位积极勇为、有创见、有远识、一生默蕴文化的谦牧耆宿。
话说五十年前的台湾，无论在文化、艺术、教育或经济方面一切都还落后，先总统蒋公高瞻远瞩，欲重建台湾必先复兴民族文化，当时教育部长张晓峰便倡议筹办“历史博物馆”，他希望在台湾能有一座以搜藏研究中原文物为主、地方文物为辅、发挥并宏扬历史文化教育功能的“文物美术馆”，这是最初肇建史博馆的想法与构思。
从“真空馆”到集天地鸿珍
于是张部长特聘包遵彭（首任馆长）来筹议规划，包遵彭邀约姚梦谷、王宇清、何浩天（第三任馆长）等四人着手筹划，从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冬天开始不到一百天时间，隔年三月正式开馆，开馆之初因馆藏困窘，展品多是模型、复制品和图片，因而被戏称之“真空馆”。
所幸史博馆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间，馆方接收自河南省博物馆运台保管的商、周、汉、唐之珍贵古物二十八箱，以及战后日本归还掳自大陆的古物四十一箱，时至今日，史博馆藏品己超过六万件以上，年代最远从史前、商周、汉唐……乃至当代艺术文物。第三任馆长何浩天感慨万千说，如今已成为国际闻名的一座文化艺术殿堂，堪称集“天地之鸿珍、文物之钜观”。现在的史博长期展演着“华夏文化”、“台湾本土”、及“世界历史”等三大主题，无形中让台北成为多元文化的集汇都市。
汉服研究缘于古装剧
王宇清字宇清、号乃光，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出生于江苏高邮县，从小在家教和师教的影响下，养成他一生好读书的习惯，其中心思想是以儒家中庸之道的哲学为依归，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而“认错，感恩，服务”六个字是王教授的座右铭，一生奉行“说真话，绝不说假话”，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一九四九年三十七岁那年，他随国民政府渡海来台，刚到台湾时没有娱乐、没有电视，电影院也不普及，民众与军中、学校普遍缺乏育乐活动，当时的环境急需一些为国牺牲、救国殉难的舞台剧本，一介书生的王宇清，心情上只有“心生报国”四字，他觉得惟有配合政府复兴文化才是正途，于是他写了三本舞台剧，其中舞台话剧剧本《邹容传》还荣获中央艺文特优奖。
舞台剧上演时大家对古代服装搞不清楚，京戏服装又不能用，于是导演跟他要求服装，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可是各大学、图书馆都找不到有关古代服装的著作，尽是些原始文史资料没有用，想想自己在史博馆任职总要有一个专长，中国古代服饰倒是一个新门道，于是他立志研究服装史。
当时就有人问：研究这有什么用？他答：有用、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的文化教育缺少这一门。王教授就埋头进去研究汉服，当时是五零年代。
中华衣冠史研究，独步全台
在台湾，王宇清教授是第一位开创中国服装史学科，同时也是中华服饰学会创建人暨理事长、国际服饰学术会议发起人。
早在一九五三年王宇清兼任教于台南女子家专，于服装设计科教授中国服装史（今台南女子技术学院），一九六一年他以正论文《周礼六冕考辨》，副论文《玄衣之用玄》，荣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王教授在实践家专（今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科兼课，同时创办“中华服饰学会”。
一九七三年，王宇清自史博馆退休后便开始大量教书，他陆续在国立艺专（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世新专校（今世新大学）、实践家专（今实践大学）、辅仁大学织品服装系所等教学四十年，桃李满天下。
王教授不但作育天下英才，而且中国服装史学著作等身，历年来出版的专书：《中国服装史纲》、《冕服服章之研究》、《徐福造像衣冠研究》、《历运服色考》、《历代妇女袍服考实》、《龙袍》、《中华服饰图录》、《周礼六冕考辨》、《历代祭孔君臣乐舞衣冠考》、《国服史学钩沉》、《冕服文化永耀中华的特质与衍生》、《万古中华服装史》等，早期来台，著有舞台话剧剧本：《英烈夫人》、《闻鸡起舞》、《邹容传》等三部。
国服，寓道于器
王教授语重心长的表示，当初研究国服在资料搜集上，是由史剧需要的服饰开始的，过程中十分艰辛，尤其五十年前的台湾要搜集大陆的资料很困难，他都是从经书、史书中去找，像《书经》、《礼记》、《仪礼》……还有二十五史等资料摸索的。虽然中国大陆近代不乏研究汉服的学者专家，但在共党的统治下，对国服的研究有意识形态上的缺失。
王教授说，中国服装的历史完全是“寓道于器、文以载道”，是以礼义仁爱思想为中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大陆学者认为，中国服装制度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实根本不对，国服礼制乃“表德劝善、彰显功德”的，根本不是压迫奴隶的工具。
举个古代君臣的故事：宋太宗赵匡义某夜召见臣子陶谷来问事，陶谷站在走廊不进门，行礼；宋太宗说：“进来、进来。”他回答：“是是是。”宋太宗再问：“不是要进来吗？”“是是是，我要进来、要进来。”太宗：“喔，我没系腰带是不是啊？”于是马上回过头系好腰带，之后陶谷才进门。
这个故事证明中国服装制度不只是摆模样，而是代表礼、代表国家的制度，皇帝与臣子同样遵行，并不是官大就摆架子、没人管，这里面充满了“寓道于器、仁民爱物”的思想。
服饰礼仪之大，道协人天
王教授举一个现代的例子，他说，庙里的关公、妈祖，其头上都有戴冕，头顶上的冕版，前圆后方、前低后高，这个冕版“前低后高”乃是象征谦虚，不能狂傲，那“前圆后方”是什么意思呢？前圆代表“天”，后方代表“地”，在大戴《礼记》中就有天圆地方的记载，另外在曾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也有阐述，曾子说，天圆地方是一种象征，象征规与矩，人人守规章、事事循规矩。
中华服饰图录皇帝冕图（局部）。
王教授又说，一般人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名字乃从服装制度而来的，为什么我们称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呢？“中华”一辞最早起源于国家典制中：“礼仪之大”、“冕服服章”与“道协人天”等有关服饰之美的赞词，因而中国古称“华夏”——华者“美”也，夏者“大”也，又因地居中土，一转称为“中华”。
此说记载于公元前五零零年《春秋左氏传》与《书经．武成》篇。
中国服装的文化，原则上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国服涵括整个宇宙运行的道理在里边。
服装史跟我国的文化有这么深远的关系，如果没有深入经史去研究，真是不能想像！所以王教授说，对于我国服装的起源与制度，愈研究兴趣愈浓厚，自己也就陶醉在这些研究与发现的乐趣之中。
中华万古服装史 礼义廉耻为本
王宇清教授总结说，我国历朝历代的这些汉服，都是千古、万古传到了“汉朝”而集其大成，所以汉服不是指汉代衣服，而是万古“汉民族”、“汉文化”所承传下来的衣冠服饰，总体讲以“礼”为代表，而以“龙”为基本符号标志，“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汉服的基本精神。
接着他说，如何来证实万年国服史呢？根据辽宁省发掘到在五十米地下有一个祭坛，前圆后方、非常精美，那是八千年前的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有石头堆成的龙，龙的文化与前圆后方的思想，早在八千年前即已存在，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给我们的伟大智慧，也是中国服装史学最早的渊源。
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李济之博士和袁同礼先生，于山西省夏县的彩陶遗址中，发现有半个蚕茧，这颗蚕茧是家蚕茧不是野蚕茧，证明六千年前，中国早已有丝织品服饰，这半个蚕茧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六千四百年前在河南濮阳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陪葬龙虎遗骸。（王宇清提供）
另外六千四百年前在河南濮阳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陪葬的蚌壳、龙、虎——在人的骨骸右方有“龙”、左方有“虎”的遗骸，证明中国早在黄帝以前，就有青龙、白虎的修炼思想。
谦牧汉服耆宿 向新唐人致敬
王宇清教授欣闻新唐人电视台举办“全球汉服回归大奖赛”，觉得非常有意义，他说：“能向世界上推行汉服，对我国家有很大的贡献，能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汉服文化是了不起的！”王教授表示，他要向新唐人电视台致敬！
言谈中，深感耆宿心中那一份谦牧、默蕴的学养，访谈中随兴问答，发觉教授除了苦口婆心引导之外，言谈中“宏观”不失“微观”的对应与智慧光采；中国自古素称“衣冠文物”之邦，但对于历代衣冠制度的系统研究却是学术界一项遗漏，王教授终身奉献给博物馆，而独对华夏衣冠情有独钟，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博览群经，为此研究经常废寝忘食，在过程中往往经年累月、冥思苦索不得究竟，一旦创获时，他说，犹如穷汉忽遇窘金，其精神真足以令人嘉佩效法。
王教授个人深信，人来到这个世界，不但要承先、光大史页，更要启后、创造新的光辉史页。回首半世纪前他默默在台湾创立了中国服装史学科，并于多所大专院校任教四十余年，教授以“衣冠典章”独步今世、作育桃李，不正是立意“承先启后、光辉史页”的一代鸿儒典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