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施明综合编译）《华盛顿邮报》五月三十日刊载了“图书世界”（Book World）编辑史蒂芬‧利文斯顿(Steven Levingston)对三本新书的书评，利文斯顿认为这三本新书不约而同地论证了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如何对抗着西方的民主及人权价值观。
利文斯顿写道，在20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弗朗西斯‧福库雅马（Francis Fukuyama）断言，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随着冷战结束而结束，拥有自由市场的民主制度，已经开始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但结果是（冷战）历史依旧在延续。三本新书令人信服的表明，与20年前预测的西方价值将成主流的说法相去甚远，西方价值观念在世界许多地区受到威胁。这些书都说明了世界最近的走势：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影响力，金融危机后对自由市场产生的怀疑，以及数百万人愿意放弃个人权利，以换取中产阶级生活。
第一本书是由斯特凡‧哈尔帕（Stefan Halper ）所着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描写了中共的独裁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
哈尔帕是一名前政府职员，现在是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他把这一困境总结为“西方作为政治经济品牌正在缩水。”在《北京共识》中，他列举了中共部署的各种计谋，用以推动其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取代西方混乱的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例如，从非洲到亚洲再到南美洲，中共向许多国家表明，强劲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国家的控制之手得以实现。与被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援助结构不同，“华盛顿共识”的援助结构要求新兴国家满足繁琐的自由市场条件以换取援助，而中共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提供慷慨的债务减免、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援助，但是要求甚少。用哈尔帕的叫法，“北京共识”，削弱了西方的金融和意识形态的规导作用，而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发展的指导。
在《自由市场的终结》一书中，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详实的介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在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乌克兰和印度的政府制度，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如何威胁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未来”。
布雷默在书中说明，中共、俄罗斯和波斯湾国家是如何建立庞大的国营公司的，这些公司现在控制四分之三的世界原油储量，并广泛涉足从航空到电信的工业领域。他们的成功，在一些国家政权，特别是非洲的国家政权中，受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有限的民主前景所吸引，催生了国家效仿。布雷默指出，国营资本主义和其自由市场的目标明显不同：“(国营资本主义)最终的动机不是经济（使增长最大化），而是政治（使国家权力和统治者的生存机会最大化）。”
布雷默补充道，但是当市场为政治利益所利用时，就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因而造成全球经济的价格扭曲和失衡。更重要的是，以国家为主导而建立的商业关系，使其它基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对手，如美国的跨国公司，被冻结出局。布雷默引证伊朗和委内瑞拉之间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更多的是政治舞台艺术，而不是商业合作。”如果这种类型的业务关系累积多了，他写道：他们“将对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有其弱点。尽管布雷默用了可怕的书名 “自由市场的终结 ”，但布雷默有信心，经过更长时期，官僚资本模式最终将会输给自由资本主义。例如北京承认受压，每年要提供1千万至1千2百万个新就业机会，以维持目前的就业率。布雷默说，太多的中国人没有工作，社会动乱的威胁也在升级。
约翰‧肯普夫纳（John Kampfner）在《出卖自由》(Freedom for Sale)一书中写道：“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他论说，出现了大批致力于积累财富和物质享受的人群，甚至以付出他们的个人自由为代价。用肯普夫纳的话说，现在消费者追求相同的目标，无论他们是生活在新加坡、中国、俄罗斯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独裁政权下，还是生活在美国、英国或意大利的民主社会中。他认为，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消费性的社会制造出了一批温顺而又与社会事务相脱离的公民，他们与其政府形成了一种协定：人们将忽略其自由权利被侵犯，只要还允许他们有追求名牌服装、运动汽车和渡假旅游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在极权国家，自由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
在过去20年，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的假设一直是，财富的全球化将激发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从而带领世界走向无处不在的民主。通过引人入胜的第一人称记述的旅行，以及丰富的对各地民众的采访，肯普夫纳带着读者与他一起环游世界，并从中发现，这种乐观的假设是非常错误的。 他写道，“这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结果并非如此。”
阿里克斯‧斯毕列斯（Alex Spillius）在《英国电讯报》为斯特凡‧哈尔帕的新书《北京共识》作书评时警告说，中共的全球影响力在不断增长。
哈尔帕在《北京共识》中论述道：当许多国家在以提供铁矿石、天然气和原油来换取医院、公路和铁路的合同上落笔时，美国和欧洲只有挠头的份。但确保能源，仅仅是北京策略的一部分，《北京共识》一书向我们对新的中国所抱的期望提出了挑战。中共更大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集团的全球网络，他们不是在军事或经济上挑战西方，而是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对抗西方。
哈尔帕说，这是西方国家政府和政策专家，迄今或多或少忽视了的一个挑战。它的目的在于成功促进独裁资本主义，微妙的与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理念相抗衡，并使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基础设施受损。
北京不是寻求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对抗，而是避开西方，创建一个新的国际集团。肯定的，中共在本国面临维持统治的巨大压力。但至今，它反驳了在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假设：经济自由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改革。中共已经向“那些小的流氓独裁国家”表明，国家独裁控制的资本主义照样可行。
那些在中共不断扩大的国际盟友名单上的国家，拥有的廉价政治交换是：支持它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不提人权问题。这些是为一些新的发电厂支付的一小笔价钱。北京把其重商主义的外交政策，从小国扩大到地区性政权，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南非，这些国家在2009年，都拒绝了达赖喇嘛的签证，担心惹恼这个主要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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