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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高压中国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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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3日讯】震惊全球的六起幼儿园小学的砍杀案余波未平,六月初再爆两起官逼民反的血案和一起随机杀人事件。

再加上之前自五月以来连续十数起罢工潮与富士康疑云重重的“连十三跳”自杀事件,不禁让中国人扪心自问:中国人怎么了?

评论指出,当今中国,高压下的受迫害者,其反应已从逆来顺受演变成随机行凶。纽约一位学者对此评论道: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执政者对老百姓的痛苦极端漠视,没有任何同情心……

人心溃散 末路疯狂
文___王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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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四十万人的深圳富士康,虽然管理严格、加班普遍,但相较于大陆国企拖欠工资的情况,招聘的仍大排长龙仍吸引无数年轻农民工。(AFP)

自杀、连续杀人重大血案频传,凶残程度骇人听闻。定睛看中国,绝望的人正将利刃伸向孩子和家人,究竟什么原因让民胞物与的中国人步入疯狂末路的死胡同?

月三日,广州一男子持枪与员警对峙,打伤派出所副所长。六月二日,人们还未从哈尔滨火车上一中年妇女拿刀刺伤九位素不相识乘客的血案中回过神来,就紧接着传来三位法官相继中弹,倒在法院办公室的血泊中。六月一日,河南郑州一村民为抵制拆迁,用汽车撞死六名拆迁官员和二十名政府人员。联想起深圳富士康连续诡秘的“十三跳”自杀,还有震惊全球的六起幼儿园小学的砍杀案,人们在惊呼愤怒之余不禁诧异:中国人怎么了?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血案呢?

定睛看看,杀人不为越货,凶手将利刃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无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官匪一家,有冤无处伸,有劲无处使,有仇无法报……。杀人者被称为精神病患而逍遥法外,上访者则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少数特权阶层仍悠闲自在,广大民众却郁郁寡欢。过劳死、忧郁症、房奴、性奴、钱奴,无论人前怎么强颜欢笑,夜半却常暗自哭泣。

“活得累!”已成了每个中国人的共同感受。无论是背着沉甸甸书包的孩童,还是到老还在为儿孙操劳、为养老担忧的白发老人,更不要说那些为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而奔波劳碌的中年人,以及找不到工作而倍感失落的年轻人。清晨靠闹钟闹醒,深夜靠安眠药入眠,整天在焦虑、忧心和无奈中挣扎,时常感到孤独无助、被人抛弃,进而对社会前途、对个人未来感到绝望的人,在中国大有人在。由此引发的各种理性的、非理性的,合法的、非法的抗争此起彼伏,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愤怒炙热的岩浆正喷涌而出,比这更严重的是,中国不光政权不稳,分崩离析的还有那溃散的人心……

“六四”二十一年的中国成了“高压锅”

究其根源,有社会大环境的促使,也有个人因素的缘由。俗话说,有高压就有反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当。早在二零零四年,中国公安部承认每七分钟就爆发一起大规模的群体抗议活动,如今失地农民、被强拆户的抗议已经多得令公安部不敢公布统计数据了。近来中国的中央高层就“维护社会稳定”连续表态,五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严守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外界解读为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中央不得不出面压制地方官吏的恶行。

然而很多人认为,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中央想制止地方的恶行都不可能了。社会冲突的规模、暴力程度与频率、百姓的情绪爆炸,都在日益升温。政论家李天笑表示,六四后中共的枪口再也没有放下。

从汉源、汕尾群众抗争,镇压法轮功、西藏、新疆,到对各类弱势群体和维权人士的镇压,各种大大小小的“六四”不断产生。六四后中共的腐败迅速恶化,正所谓“六四枪声一响,官员由偷变抢”,中共还反过来利用贪腐特权来维持其凝聚力。在官员的带动下,中国社会迅速“金钱化”和“西门庆化”,“犬儒主义”盛行。

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严家祺对目前中国现状的看法是“六四二十一年的中国成了高压锅”。他说:“抗战不过八年,文革不过十年,而掩盖六四真相已经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二十一年,中国社会的矛盾愈积愈深!二十一年,中国政治成了“高压锅”!他分析说,专制王朝主要靠“改革、政变、起义”这三种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如今中共不搞政治改革,那发生政变或起义的日子就很快了。

新工运比六四更危险

随着六四的临近,让北京担忧的不只是二十一年来不间断的“天安门母亲”的呼唤和民运力量的坚持,从今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开始,席卷全国,特别是外资企业的罢工浪潮,被中共高层解读为“一个危险的苗头,可能成为一九八九年学运后另一场危及政权的运动”。目前北京当局已下令各地及时妥善处理工潮,并禁止媒体报导。

据香港媒体报导,佛山本田、上海夏普、无锡尼康、北京现代等外资大厂,五月以来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这些新工潮的出现,正在改变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冲击着中共现行法律制度。



关于中国工人是否有罢工权利,一九五四年中共建政后第一部宪法里没有提及罢工自由,但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修订后的宪法都将罢工自由列入公民权利,使用至今的一九八二年宪法,删除了罢工自由的条文,但又未禁止罢工。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也赞同公民“有权罢工”,于是大陆民间要求恢复罢工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

除外资企业外,中国国企和民企也掀起了罢工潮,如北京凯莱大酒店员工罢工、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大罢工,以及河南平顶山棉纺织集团下岗工人大示威等。平顶山女工还打出了“请共产党母亲给碗饭吃”的横幅,挑战意味极浓。另外,参与五月罢工的工厂还有山东枣庄棉纺厂(万泰集团)、南京新苏热电公司、深圳百达五金厂、江苏昆山国有锦港集团等。罢工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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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约两千各式各样全副武装的员警围堵近半月在河南平顶山棉纺集团厂外进行抗议的职工,尽管如此,二日仍有数百人在厂门前继续静坐。(大纪元)


以綦江齿轮传动公司为例,四十多岁的金世红周日被领导要求回厂加班,在一天搬运了十几吨生铁之后,他突然晕倒不治身亡。然而公司却不按工殇抚恤处理,愤怒的工人们用花圈、帐篷和横幅堵住了工厂大门,他们高喊“我们要生存”,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据悉,工人们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每月净收入只有几百元,与厂领导干部动辄上万元收入相比,差距悬殊。

富士康“十三跳”的哀伤

相比于连传送带都没有,全凭工人体力搬运的重庆齿轮厂,座落在深圳的中国第一大外包企业台资富士康集团,当然属于条件优越的了,然而这里的工人却有着另样的苦恼:从今年一月以来,由于承受不住“把人当机器使唤”的严苛管理,相继有十三人跳楼自杀。

拥有四十万人的深圳富士康,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工人主要以年轻的农民工为主。他们基本工资大约九百元,免费住宿。若顺从厂里的要求加班,月收入一般在一千六百至二千元,但这意味着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除了上班就是睡觉。高强度的工作量,加上保安近乎侮辱式的苛刻管理与冷漠的人际关系,令工人们总觉得身心疲惫不堪。

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大学生回忆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有两点:强制加班和十二小时夜班。“特别是两班倒的十二小时夜班,两头不见太阳,身体缺少阳光的滋润,我那时累不说,心理真的很阴暗,就是很悲观,看不到未来。进了富士康我就基本没笑过了。夜班让我得了神经炎,经常头痛。”

潜伏在富士康的记者发现,打工仔们的梦想都相同:做生意,赚钱、发财,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多人承受不住高压,选择了放弃。有人把富士康的高强度劳动称为血汗工厂,也有人说,相比之下富士康还算好的,至少工资能按时发放,即使媒体多次曝光自杀案,但每次招人时应聘者仍排起了长龙。还有消息说,富士康的抚恤金超出人们的预期,于是有人想用这种方式给家里人挣钱。

也有人质疑跳楼者中有被保安打死后推下楼的,而富士康的保安里有不少是公安部周永康派来的特务。有人分析说,新华社高调报导富士康自杀案,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大陆本土企业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搞跨郭台铭,给台商穿小鞋。如今这十三起跳楼案依然布满疑云,但富士康的上游公司苹果在考察后力挺富士康,称其“不是血汗公司”,富士康也决定从六月一日起给大陆职工加薪30%。

儿童节的忏悔

人们不愿回忆那血腥的场面,但永远也无法忘怀那致命的一刻。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七点二十分,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二、三十个孩子和家长正在等学校开门。突然一个孩子倒下了,然后又一个,再一个……没有声音,只见血从他们的胸口和脖子上喷出来。凶手郑民生一边挥动手中的刀子,一边自言自语:“杀一个,赚一个”,当人们冲上前夺走刀子时,五十五秒过去了,九个孩子永远的倒在了血泊中。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不到,中国发生了六起校园惨案,二十二条人命,十六个孩子命丧黄泉。此前二零零四年的四月到十月,在北京、江苏以及湖南等地,曾先后发生了至少七起的校园凶案,造成一百多名未成年学生死伤。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江苏泰兴血案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这次写下的不是童话,而是这样带血的哭诉。正如大陆杂志所说:“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在为成人世界中的罪恶买单。孩子,这是我们的过错,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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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单纯的国小校园,也成为中国治安的死角之一。(AFP)


中国式的恐怖分子

据悉,除广西合浦凶杀案犯有精神病史外,其他人均无精神病,他们多是那种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日子的“失意者”。福建四十二岁的郑民生,即使在法庭上也不后悔他的凶杀行为。中专毕业的他从医十八年,有外科主治医师资格,人称“郑一刀”。去年从医院辞职后,一直处于待业状态。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女人,与父亲和六哥一家三口挤在破旧的小单元房里。法庭认定他“因感情挫折,悲观厌世,遂故意行凶杀人”。

“从重从快”枪决郑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一下又冒出两个“郑民生”,他们似乎把郑民生当榜样,以最恶毒的方式和这个世界道别。难怪有网友感叹——他还魂也太快了,中国似乎到处都潜伏着“郑民生”之流。

用刀子杀孩子的雷州陈康炳是名教师,三十三岁时查出乙肝。病休后,不但同事们不愿与他一起吃饭或说话,以前的女友也不欢而散;铁锤杀人的王永来,用终生积蓄给儿子盖的新房,因占用耕地必须拆除,在与当地官员争执无效后,冒出了杀人的念头;在幼儿园杀死九人的吴焕明,村民们都说他是个老实人,多年前把房子租给了私办幼儿园的吴红瑛。吴红瑛的家人在县政府有亲戚,拒绝搬走,而且一直不付房租。吴焕明多次上访也无法解决纠纷,最后终于酿成了惨案。

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泰兴的徐玉元。据邻居介绍,“他是一个外向的人,每天早晨都会碰到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不缺钱,手上有商铺和房子出租,他的女儿十月一日就要出嫁了。”为什么会突然行凶,而且自行拨打一一零报警呢?

据《财经》杂志调查,四月二十九日徐玉元犯案被擒后,曾一度供述泰兴另两起案件亦为其所为。一是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五日,徐玉元家对面济川实验初级中学的二十八岁的女教师程燕遇害案;二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三日晚,泰兴市机关幼儿园五岁戴姓幼童被人割伤颈部。然而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在警方最后的调查报告中,不久徐玉元就被执行了死刑,死前他想说话,但没人给他机会。

凶手妻子回忆,杀人案的前一天晚上,三名员警到徐家盘查有关附近电动车被盗的事。没人知道那晚徐玉元想到了什么,是夜他写好遗书随身携带,上面将债权、债务罗列清楚,嘱咐妻子代为处理,同时表达了对妻女的愧疚,望她们珍惜生命。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夏明教授评论说,目前中国的“火山”已经在冒烟、在起爆中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矛盾走向了一个邪恶的发展方向。这种邪恶,从中国执政者的态度中显露无遗。中国执政者对老百姓的痛苦极端漠视,没有任何同情心,百姓在得不到任何帮助和同情的情况下,一方面对自己的生命不加爱惜,一方面还对这个社会施以报复性的惩戒,很多人在自杀之前他会去找许多无辜的人来为他垫底,整个社会丧失了最起码的恻隐之心。

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六月一日上午,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发生枪击事件。邮局保安队长、四十六岁的朱军,在计划数周之后,谎称去检验枪支,带了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支手枪和一封针对法院的遗书,来到法院开枪扫射,造成四死三伤后开枪自杀。此前,朱军因离婚案与法院交涉出现纠纷。大陆互联网上超过70%的网民称枪杀三名法官的朱军为“杀贪英雄”,当地数十民众抬着“朱军是人民大英雄”的花圈到法院纪念。

同一天,河南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发生一起拆迁血案。村民回忆说,“早上六点多,随拆迁机械一起开进来的,还有防暴员警、公安、消防车、急救车、警车等五百多人。七点钟他们开始强拆房屋,村民一下子围在了房子面前,要保护房子,现场有一个拆迁人员拿着喇叭喊:第一组,上!第二组,上!第三组,上!员警分组对付村民,村民的力量很弱,眼看对抗不下去了。

这时刘大孬看不下去了。他本来一向是很老实巴交的人,把厢式货车开过来,停在拆迁机械的前面,想把村民给保护起来,另外阻止拆房子。结果员警就砸他的车子,把挡风玻璃砸烂了,防暴员警还打他,刘大孬一气之下,开着车子冲向执法的人群,结果六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然后,领导就打电话派来了三卡车带着枪的公安,三卡车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呀……(哭)。”事发后,刘在亲属的陪同下投案自首,但陪同的亲属及十余位声援村民遭到公安扣押。

六月三日在广州一住宅楼内,四十岁左右的陈国胜,因无钱缴纳房租,与房东请来的治保人员及派出所民警发生冲突,曾当过兵的陈国胜突然开枪打中派出所一名陈姓副所长的腹部。随后警方用两只警犬、催泪弹、枪击等,近十小时后将凶手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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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中国式轻生
文___齐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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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玄学的人发现,患严重忧郁症的人,其身体总是被负面能量包围着,身后常有外来的负面灵体操控人。(Getty Images)



传统中国人相信肉体是父母给的不能损伤,而且相信轮回,死亡并非一了百了。而当今的中国人在唯物论灌输下,生命的重负却轻易的变成了轻生。

“全世界每四十秒就有一人自杀身亡,中国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身亡,八人自杀未遂。中国每年自杀身亡者二十八点七万人,二百万人自杀未遂。”这段二零零六年九月十日“世界预防自杀日”中国宣传小册子上的统计数据显然已经过时。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为例,仅一个月内哈尔滨市就有三十九人自杀,其中十多人为高校学生;在北京短短十天内就有五名高校学生跳楼身亡。然而由于没有更新,人们一直沿用二零零零年的数据:大陆自杀率为二十三人/十万人,比全球平均的十人高出一倍多。(二零零三年香港为十八点六,台湾十二点四)

中国自杀率四特征

研究发现,中国的自杀率有四个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而且高出25%;中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是城市的两三倍;中国五十五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率居全球之最,为六十八人/十万人;中国自杀死亡事件中仅有62%的人被认定患有精神疾病,而国际数据则为90%。这也是国际精神医学界对中国自杀死亡率数据最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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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而且高出25%。(Getty Images)


在中国,包括躁郁症、精神分裂症、忧郁症、强迫症、心理情绪障碍、认知障碍等多种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精神类疾病,被简单的理解成了一种极端病症:精神分裂症。人们怕被当成疯子而远离医院。由于政府设置的医院系统忽视各类初期心理病变,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长期的焦虑已经是忧郁症了,这种因政府医疗系统的失误所造成的无知,使很多人受害。

在西方,有人把轻度忧郁症称为精神感冒,每个人都容易得,只要及时治疗,并不会对人生带来多大困扰,如丘吉尔、牛顿等人早年都受到忧郁症的纠缠。但也有人把重度忧郁症称为精神癌症,因为它能给人生带来毁灭性打击。

如今香港四名白领中就有一人遭遇忧郁问题;台湾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情绪忧郁到需要寻求专业协助;美国每年因治疗忧郁症所付出的成本近四百四十亿美元,居全球之冠;而早在十年前,欧洲受到忧郁症之苦的人就已经达到欧洲总人口的7%。

二零零七年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全美十二到十七岁青少年中,有8.5%(超过两百万人)患过严重忧郁症。二零零五年六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人口中忧郁症发病率约为3~5%,而在忧郁症患者中就有10~15%的人自杀,忧郁症已经普遍成为世界各地主要的隐形杀手。

除自杀外,忧郁症还给社会带来犯罪。据二零零八年中国《第十届全国司法精神病学术会议》的年会论文报告,二零零二至二零零六年的六千多例忧郁症犯罪案件中,90%以上的女性罪犯杀害了自己的子女,近70%的男性罪犯杀害了配偶或伴侣。目前忧郁状态暴力行为排在同期精神病暴力案件第二位,仅次于精神分裂。一般杀人案中,忧郁症患者犯罪占到了16.8~23%。

今年四月中国睡眠研究会的研究显示,目前大陆成人失眠患病率高达57%,在工作人群中,65%的人存在睡眠障碍,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由失眠等睡眠障碍所引起的忧郁症是正常发病原因的四倍。一半的失眠患者伴有忧郁、躁狂等各种精神疾病。

中国人自杀八诱因

有研究发现,中国人自杀有八个主要诱因。从大到小依次为:情绪忧郁;过去曾经自杀未遂;死前遭受很大的压力;生活条件恶劣;长期有心理压力;死前二天以内与别人有很大的矛盾;亲人有自杀的行为;朋友或同事有自杀的行为。

富士康的连环自杀案都具备了这八大诱因中的很多因素。令人痛心的是,目前青少年自杀案例急遽增加。五月二十八日湖北省宣布,今后凡发生涉及未成年人的重大刑事案件或中小学生自杀事件,在评选“文明单位”、“文明社区”和“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时将实行一票否决,这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去年底,年仅十一岁的小学生何楚华在广东某出租房内用红领巾上吊自杀,长达五页的遗书上写到,因成绩不好,老师曾多次打骂他,令他不敢去上学。

中国古代很少有人自杀。人们相信肉体是父母给的,不是自己的,不能损坏,而且人们相信轮回,相信自杀的人如同杀人一样,犯下了很大的罪过,即使死去当鬼也没有好日子过。人今生受苦是因为前生造业的报应,如果不去承受而一死了之,将会造下更大的业力,下辈子更苦。现在的中国人被中共剥夺了信仰传统文化的权利,只被灌输了唯物论,结果物质与精神这两条腿被砍掉了一条,只能跛足前行,一旦遇到挫折就会倒下。生命的重负变成了轻生,生命也就变得异常轻浮了。

研究玄学的人还发现,患严重忧郁症的人,其身体总是被负面能量包围着,身后常有外来的负面灵体操控人。在这个群魔乱舞的岁月里,回溯传统道德价值、端正自心、寻求正信,更显得格外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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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崩溃 而是解体
文___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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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目前中国社会把个人价值、道德观念等精神领域的东西完全物化成金钱了,除了物质支撑点,就没有其他心灵寄托了。(AFP)


一连串杀人、自杀惨案层出,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当一个社会民不畏死,这个社会的出路该向何方?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指出了当今中国的火山口。

近中国大陆爆发了一连串杀人、自杀惨案。为什么会突然爆发这么多的暴力行为?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化解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发生呢?中国未来社会化的出路在何方?这些沉重而又深远的话题,不断叩问着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新纪元》周刊为此采访了几位专家学者,探讨这攸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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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大陆爆发了一连串杀人、自杀惨案。图为福建省一名年轻的父亲带着女儿准备跳河被消防人员抢救。(AFP)

程晓农:中国社会土崩离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个体的盲目报复行为,并不能导致政权的崩溃,相反只能强化专制制度的镇压。

他说,最近大陆媒体到处转载新华网《瞭望》周刊的文章,说中国有一亿精神病,今后要由街道居委会来识别谁是疯子。而且他们把穷人等同于精神病,因为精神病的一个标志就是没钱,穷疯。他担心今后中共会学克格勃,把凡是对中共不满的人,包括异议知识分子,都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随意关押。

以前百姓反抗政府,采用的是“上访+跪求”的方式,如今改成了刀枪,这是个很明显的变化,反映了民众的忍耐度达到了极限。作为个人,由于无法直接报复政府,于是就盲目反抗,见谁就杀,表达的是对社会的绝望,对政府的绝望。

在冷兵器时代,改朝换代是由民间零星的反抗个案,发展成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但现在靠菜刀只能杀小孩,只能让民众感到不安,却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它只是折射出政权的无能。

人们用自杀或盲目杀人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是古往今来很少见的,它反映了官民矛盾的激化。由于官方太强大,孤立无援的个人只有用盲目杀人的方式,给社会成员带来恐惧。

中国社会分化了二十年了,为什么今天才突然出现这么多暴力反抗呢?这主要是人们心态的转变。以前百姓对政府还抱有幻想,中共的洗脑宣传还能蛊惑人心,现在不同了。改革开放带来两大变化,一是社会分化,贫富悬殊;二是资讯流动让人们或多或少的看到了政府黑暗的一面,并从中共官员日常的恶劣行为中获得证实,这令中共的宣传破灭,民智渐开的人于是开始了反抗。

分析那些自杀、杀人的人,程晓农指出,他们并不是因为饥寒交迫活不下去了,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困境,而是精神上的绝望——我的命反正不值钱,与其默默的活着饱受欺辱,不如用我的死来干一件令我痛快的事——这种报复心理在中国很普遍。“你看那个杀法官的,人们普遍称他是英雄,说他杀对人了。”

程晓农续说,最近有个农民工去讨薪,老板不给,他就拿刀杀人。几刀下去,老板求饶了,农民工却说:“太晚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死了。”结果这句话成了网路流行语。这表明人们内心对报复权贵的赞同。虽然绝大多数人不会去做,但他们的痛快心理,其实跟凶手是同样的心态。现在老百姓普遍认为就是应该让中共官员为中国的现状付出生命的代价。

目前中国社会把个人价值、道德观念等精神领域的东西完全物化成金钱了,除了物质支撑点,就没有其他心灵寄托了。人们的价值体系完全建立在物质利益上,稍微一点挫折就承受不了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共把宗教消灭了。宗教本来是能够缓解社会焦虑的,现在宗教信仰没有了,人只看眼前利益,一有事就走上绝路。现在人们常说的是:“你让我生不如死,我就让你死不如生。”你看河南郑州因拆迁开车辗人的,他说:“你让我没房子住,我让你有房子没人住。”

但程晓农认为这些个体的暴力行为,对社会进步没有多大的推动力,因为很多人是抱着看政府笑话的心态,还没有形成一个组织,所以他们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其消极因素带来的后果就是全社会的恐慌,百姓觉得日子越来越没法过了,人与人之间根本没有信任了,今天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把你的孩子杀了,社会到了这种极度不安的状态中了。

现在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权的崩溃,而是整个社会的土崩离析。不光是政权走进了死胡同,整个社会都走进死胡同了,没有出路了。说是出来一个温和的共产党领袖,但他也没有办法了,除非他把权贵阶层给灭了,也就是把他自个儿给灭了,全体官员自杀,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前景是非常可怕的,无论是中共,还是中国百姓,谁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了。

孙延军:不重塑道德 中国没希望

原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指出,最近大陆媒体大肆宣传说中国有一亿多精神病,这其实是新华社找借口转移政治风向。中共想把一般人理解的精神病说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其实真正原因是中共暴政,很多杀人犯的精神是正常的。

但孙延军看到中国整个社会的不健康心态,多数人群处在病态人格中。他说,正常社会跟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它有信仰自由,那种正向的信仰,正统信仰是能够稳定人心,促进社会发展,遇事有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人知道反省,对自己的行为有道德的约束,而现在中国没有这个。第二,正常社会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民主法制体系决定了游戏的规则。人偶尔会受到挫折,但他知道总体规则是公平的,调整好自己就有希望,而中国就没有这个公正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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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个社会的不健康心态,多数人群处在病态人格中。(Getty Images)


现在中国人只信钱。纯粹的唯物主义让人连感情、伦理等社会问题都物化成了金钱,比如给孩子钱多就成了爱护;到庙里烧香,谁给的钱多就是虔诚。这种物化的变异,就是负面价值观的体现。人不同于低级物质存在,就因为有信仰。现在中共彻底摧毁了人们的信仰,于是精神追求异化成了极端的物质利益,绝对的利益至上,把对金钱、权力的占有,当成了评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现在的中国,品质高尚、人格健全的人处处碰壁,好人受欺负,坏人发财,连爱情这个人类相对纯洁的领域都成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什么二奶、三奶,都是这种颠倒价值观的体现。

在正常社会,由于机会平等,分配制度合理,各种救济管道也畅通,好人是不会有那么多磨难的,做好人是一定会成功的。正如孔子所说:“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邦有道,贫且贱,耻也。”

孙延军表示,中国病态社会的根源在于官僚体制的腐败堕落。上级官员他自己就贪腐,他一定会姑息纵容他的手下同样这样干。如今大陆官场,洁身自好者无法生存下去,一级级的扩张下去,引发了民众的模仿效应。整个社会出现了不讲道德的投机心理,由于他不相信有来世,也不讲道德,所以人们就可以无恶不作。不重塑道德,这个社会就彻底没希望了。

陈奎德:文化价值消失 加速红朝末路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从文化历史层面分析指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末期,由于社会贫富悬殊严重,官、商和乡村士绅结成同盟,底层民众没有出路,最后整个社会价值观崩溃,零星反抗演变成为遍地狼烟,最后政权崩溃。

现在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而且这次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政权崩溃,很可能是整个中国社会彻底解构。以前即使中国被异族统治,文化优越感从未消失,这种文化传统保存在民间知识菁英中。以犹太人为例,虽然国破,虽然流浪,被各国欺压,但文化仍在,信仰仍在,所以才可能复国。

陈奎德说,但现今的中国,文化上已没有任何优越感,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的中心已经消失,情况更为可怕。这也是很多学者提出来现在是“三千年以来之大变局”的原因。

历朝历代进入末世之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有些可能延续上百年,有些可能几年就彻底崩溃。但基本上来说,从汉到清,这个节奏越来越快。◇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76期“封面故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178/index.htm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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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3 8: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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