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依指示来到车库外，空荡荡的街道上没有人车，巴士沿着人行道排列。这些巴士并不特殊，和女孩随母亲带弟弟进城时搭乘的车没什么两样，平凡的车身漆了白绿两色，车身后方的平台可供乘客上下。
一群人听从命令上车，后方的人被往前推，非常地拥挤。她再次张望，没看到那些身穿灰绿色制服、言语简短而令人害怕的德国人。眼前这些都是警察，而且还是法国警察。
女孩靠向巴士布满灰尘的车窗往外张望，看到一名年轻的红发警察。他曾经在她上学途中协助她穿越马路。她轻敲玻璃，引来他的眼光。两人的眼神相遇后，他立刻转开视线。年轻的警察似乎有些困窘，甚至是气恼。她不懂这是什么道理。人群被塞入巴士里，一个男人出声抗议，警察马上粗暴地推了他一把。有个警察吼道，若有任何人企图逃亡，他会马上开枪射杀。
女孩无精打采地看着房子和树木逐渐往后退，心里只想着壁柜里的弟弟，他孤孤单单地关在房里等她回家。巴士穿越桥面，下方的塞纳河水波光粼粼。到底要去哪里？爸爸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有人都很害怕。
突然一声雷鸣，大家全吓了一跳。滂沱大雨落下，巴士只好暂时停驶。她聆听雨珠敲击车顶的滴答声响。这场雨没有持续太久，阳光再次出现，巴士很快就重新上路，车轮嘶嘶压过闪闪发光的碎石子地。
巴士停妥后，所有的人都下了车，手上不是提着行李，就是怀抱哭泣的孩童。她从没来过这个地方，也不认识这条路，只看到街道的另一端竖立着地铁标志。
一群人被带入浅色的大型建筑物里，她看不懂墙上的巨大黑色字体是什么意思。街上还有几辆巴士，警察吆喝车上的乘客下车，整条街道上满是和他们一样的家庭，在场指挥的仍然是法国警察。
她握着父亲的手，一起被推入大型室内体育馆，场内和观众席上早已挤满人群。她数不清体育馆里究竟挤了多少人，也许有好几百人吧，但是警察依然不断送人进来。她抬头望，炽热的阳光穿过圆形的巨大天窗往下照。
父亲找到一处空位，让一家人坐下。她看着不停涌入的人们，馆内的群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吵闹，人声低鸣共振，夹杂着孩童的哭泣和女性的呜咽。烈日高升，热气难当，体育馆内的空间越来越挤，人们只能互相推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焦急的脸上无不写满恐惧。
“爸爸，”她问，“我们得在这里待多久？”
“甜心，我也不知道。”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她用手按着缝在衬衫前胸的黄色星星。
“是因为这个星星，是吗？”她说，“每个人的胸前都缝着星星。”
父亲的苦笑中带着哀戚。
“是，”他说，“就是这样。”
她皱起眉头。
“不公平，爸爸，”她十分不满，“一点都不公平。”
她依偎在父亲身边，脸颊紧贴着他前胸上的黄色星星。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母亲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缝上星星。除了弟弟之外，全家人的衣服上都有这个记号。在这之前，他们的身份证件上则加注了“犹太人”，突然间也丧失了许多权利。他们不能进公园玩，不能骑脚踏车，不能进电影院、剧院，餐厅和游泳池都成了禁地，更别说到图书馆去借书。
她看到四处张贴着“犹太人不准进入”的告示。爸爸工作的工厂门口挂上一面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经营”。妈妈必须在下午四点之后才能上街采买，但是在配给政策下，商店在那个时间早已空无一物。如果他们想搭地铁，一定得搭乘最后一节车厢，并且必须在宵禁前回到家中，一直到天亮才能出门。她心想，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做的呢？什么也不行！
不公平，真是太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突然发现没有人能给她答案。
乔许早已端坐在会议室里喝他心爱的淡咖啡。我急忙走进去，在摄影主任班勃和专栏编辑雅丽姗卓两人中间找个位置坐下来。
从会议室向外望，可以看到忙碌的马勃弗街，这里离香榭大道只有一箭之遥。我并不特别喜爱这一带，巴黎的这个区一年四季、不分时段总是挤满人潮，并且流于俗丽。然而夹杂在观光客当中，踩着宽阔却满是灰尘的人行道来这里上班，却已经是我每日的例行作息。
我为美国周报《塞纳河景》撰稿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专门为旅居巴黎的美国人搜集所有能够吸引他们兴趣的主题，除了“当地花絮”，诸如社交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就是各类演出、电影、餐饮和书籍——以外，还包括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除了周报，我们也提供网路报。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截稿压力紧迫，乔许的管理方式又相当独裁。我很喜欢他，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对员工的私生活、婚姻、儿女都不甚尊重。员工怀孕会被打入冷宫，家中若有孩童生病，也会遭到冷眼怒视。然而乔许判断精准，编辑技巧过人，掌握时事的能力更是超乎常人，员工各个对他服服贴贴；虽然我们难免在他背后抱怨，但对他却是心服口服。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在巴黎度过十年岁月，一张马脸加上下垂的眼角，冷静的外表欺瞒不少人，但是一旦他双眼圆睁，便能完全掌控大局。大家只能听从指令，无从反驳。
班勃来自伦敦，年近三十，身高足足超过六呎，戴着紫色眼镜，头发染成橘色，在身上打孔穿环是他的兴趣。他典型的英式幽默让我难以抗拒，但是乔许对此难以领略。班勃这个人让我无从苛求，他不探人隐私，效率奇高。当乔许在不顺心的日子里拿我们出气时，班勃是最珍贵的盟友，总是在大伙儿身边给予支持。
至于雅丽姗卓，她有意大利血统，皮肤光滑，雄心万丈。她外貌动人，黑色鬈发亮丽如缎，丰满水润的双唇足以让男人痴迷。尽管我在刊头的排名在她之上，但是到现在仍然无法决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年纪只有我一半，薪水却已经与我等高的年轻女孩。
乔许依序检视下一期周报的大纲，上面有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内容与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有关。自从极右派候选人勒朋在第一轮投票获得高度支持之后（注5：法国总统选举制度采两轮制，第一轮若有候选人得票率高于百分之五十，即以绝对多数当选；若无人得票过半，则由第一轮中得票最高的两人进入第二轮投票。），这项争议性十足的结果便成为头条话题。我对此并不特别热中，因此看到雅丽姗卓分派到这项重责大任，还兀自窃喜。
“茱莉亚，”乔许透过眼镜看向我，“接下来是你的拿手主题：‘冬赛馆事件’六十周年纪念。”
我清了清喉咙。他究竟在说什么？听起来像是什么展览会。
我的脑筋一片空白。
雅丽姗卓对我投以悲悯的目光。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的事件，你听说过吧？”她开口对我说话，这种无所不知的语气有时还真令人厌恶，今天更是如此。
乔许继续发言。
“‘冬赛馆事件’指的是‘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上千个犹太家庭在生活条件极差的体育馆内被拘禁数天之后，送往奥许维兹集中营的毒气室（注6：Auschwitz，位于德国纳粹占领下的波兰，为规模最大、处决人数最多的集中营。）。”
我对这个事件的确有印象，但是很模糊。
“没错。”我语气确定，正视乔许。“所以呢？”
他耸耸肩。
“比方说，你可以寻访‘冬赛馆事件’的存活人士或事件目击者，然后查清楚纪念会由谁主办、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还有最重要的是去挖掘事实。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会是相当棘手的工作，你也知道法国人根本不愿意提起任何有关贝当和维琪政府的话题（注7：Régime de Vichy，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贝当Pétain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输诚，迁都维琪，成立傀儡政权。），这些事不足引以为傲。”
“有个人可能帮得上忙，”雅丽姗卓的态度稍微友善了些，“法兰克‧李维，纳粹大屠杀之后最重要的犹太家庭协寻社团就是由他发起。”
“我听说过这个人。”说话的同时，我匆匆记下这个名字。我的确知道李维，这个知名的公众人物，他举办过许多场研讨会，也曾经就犹太人被侵占的财产和遭到驱逐的恐怖历程发表过许多文章。
乔许大口吞下咖啡。
“我不要温吞空泛的文章，”他表示，“也不要感情用事。我要陈述事实，找出证据。还有，”这回，他盯着班勃，“生动又有说服力的照片。去查询旧档案，你们会发现资料不多，但是这个李维应该可以协助。”
“我先去冬季竞赛馆，”班勃说，“实地勘查。”
乔许冷笑。
“展馆早就不在了，一九五九年就拆掉了。”
“原址在哪里？”我心中暗喜，原来我不是唯一摸不清状况的人。
答话的自然又是雅丽姗卓。
“奈拉桐街，就在第十五区。”
“我们还是可以去看看，”我看着班勃，“也许街上的住户还记得当时的情况。”
乔许耸肩。
“不妨一试，”他说，“但是我不认为会有多少人愿意和你们谈。我说过，法国人很麻烦的，何况这个话题很敏感。别忘了，当初逮捕这批犹太人的不是纳粹，而是法国警察。”
我一边听乔许说话，一边发现自己对巴黎在一九四二年的状况所知甚浅。在波士顿求学时没读过，来到巴黎不过二十五年，对这件事的听闻自然也不够多。这个事件就像一桩埋藏在过去的秘闻，没有人想提。我急着想上网搜寻相关的资料。
会议一结束，我立刻坐回办公桌前。从我的隔间里可以俯望马勃芙热闹的街景，这里的空间虽然狭窄，但是我早已习惯，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在家中没有自己的工作空间，贝德朗承诺过，搬到新公寓之后，一定会留间大书房给我。我终于即将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这简直美好到难以置信。我恐怕得花些时间，才能适应这等享受。
我启动电脑，连结搜寻网站，输入“冬季竞赛馆，冬季自行车竞赛馆事件”，接着就出现一串长长的清单，其中大部分是法文，不乏详尽的说明。
整个下午，我一直在阅读、储存资讯，搜寻和占领期间以及拘捕有关的书籍。我发现许多书早已绝版，这让我百思不解。为什么没有人想阅读有关冬赛馆事件的书籍？难道大家都不在乎？我拨了几通电话给不同的书店，得知这些书不容易找，我请书店尽力帮忙。
关机之后，我筋疲力尽，双眼酸疼，想到下午读到的资料，就让我心情一阵低落。
事件当时，超过四千名介于两岁到十二岁的犹太儿童被禁制在冬季竞赛馆内，其中多数为本地出生的法国公民。
没有一个孩子活着走出奥许维兹集中营。@
摘自《莎拉的钥匙》宝瓶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