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09月19日讯】中国税制不合理，开征房地产税，中央和地方政府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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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中国征收房地产税议论的非常热烈。国家发改委称三年内免谈房产税”的消息占据各大网络头条，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当日即对此表示：“三年不谈，那是研究人员说的，并不能代表官方。 ”而从另一个方面，在重庆主政的薄熙来又放出风声，重庆将率先试行征收房地产税。面对这些风风雨雨，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问题。
草庵：当前热议的房产税，应该是分税制框架下的一种重要税种。分税制财政制度特征的实质，是一种经济上的政府分权制度。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前提，是将各级政府视为相对独立的权力和利益主体，就像每个社会成员都有独立的产权和人权一样。但是房产税开征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地方政府才是地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因此房产税主要留在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它占（州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其用途在于支付相应的公共品开支。上级政府无权随意调用这种税收。地方政府在房产税的责权利问题上，完美对称。这就是说，房产税的作用，并不是所谓的“打压房价”。用“打压房价”作为开征的理由，本身就是一种误导舆论的不科学、不负责的态度。
伍凡：中国的地方政府，虽然没有开征房地产税，但是中国却从法律上，将城镇的土地视为“国有”，然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拍卖土地几十年的使用权来获得财政收入，弥补公共品提供上的困难。中央政府一直没有针对地方政府的这种“卖地财政”提出异议。原因很简单，自从94年执行分税制以来，税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GDP增速→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拿了大头；二是中央政府收入增速远高于地方政府收入增速→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分配中，中央政府拿了大头中的大头。
草庵：这两个特点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地方政府虽然是地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财权和他们所承担的事权之间，根本无法对称。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越低，它的财政赤字就越严重。其所能提供的公共品质量就越差。就越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因此各级政府在本省的省会及北京都有自己的“驻省办”及“驻京办”。因此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一直“ 默许”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卖地财政”来支付公共品开支。而这种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被人们幽默地称为“GDP→刮地皮”。但这种卖地财政体制，遭遇了强拆中民众巨大的压力，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所以中共就想出了“房产税”的方式来解救它的困难。
伍凡：只有你拥有，你才能收税，这是基本道理。中共认为“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金一个是’税’、一个是’租’，两者不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的逻辑，错的离谱，是一种诡辩。城镇土地如果说是“国有产权 ”，也从来没有什么理论认为“国有产权”的受益人，是政府及其官员。其受益人应该是该城镇的全体居民。就像农村土地是集体产权那样，它的受益人应该是农村居民。所以农民要娶妻盖房，会要求村委会“分”给他一块宅基地。同样道理，作为城镇居民，应该要求市长或镇长“分”给自己一块宅基地。如果你不分宅基地，那么应该从土地出让金中，给居民分红，这才能真正体现“产权国有”的意义。
草庵：更简单地说，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之间，至少应该是替代关系，而绝不能也不应该是叠加关系。居民出钱买房其实就是买地。居民花钱买属于自己的产权的土地，本身就逻辑混乱，被地方政府浑水摸鱼了一把。政府卖地获得的收入，应该用于提供未来几十年的公共品才合理。但地方政府将钱都花没有了，现在要求居民在支付了买地支出的基础上，再次支付税收，这更是逻辑混乱。
伍凡：03年开始的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已经执行了N套“组合拳”，其打击的目标都是同样的：房产投机商和房价高涨。但吊诡的是，它从来不告诉你哪个人是“投机商”。买不起房的老百姓一方面痛恨这些投机商，认为是他们的“炒作”导致房价高涨，导致自己买不起房。另一方面，自己又渴望在有能力的条件下，将自己的资产变成房产，以避免通货膨胀导致自己的资产贬值。
草庵：近两年房价飙升的另一个因素是货币发行的飙升。就是说，货币发行是因，房价飙升是果。不少所谓的“炒房”行为，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资产缩水采取的不得已方法。而这也被看成“不道德”。你怎么不去指责货币发行的飙升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伍凡：以分税制基本制度构建的形成过程，必须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即每一个政府实体都应平等地拥有一份对如何构建分税制的表决权，并且最终的结果应在一致同意的标准下达成。市场经济国家的土地都是民有制为主。这种制度下才能实施分税制。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刮地皮”的卖地财政，只好依赖房产税。房地产税制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是当地居民，每一个经济主体所应有的义务和权利的对称。
草庵：只要地方政府在构建分税制时，缺乏自己所应有的表决权，那么一定会形成当前这种“中央政府拿了大头中的大头”的局面。即使将来开征了房地产税，其大头仍然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依然难以形成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
伍凡：只要当地居民在构建分税制时，缺乏自己所应有的表决权，那么一定会形成当前这种地方政府刮完地皮再征房产税的局面。要改变这种局面，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公共品的支出上对称起来，就必须实施财政收支的公示制度。否则当地居民仍然是一头雾水。这就要求：当地居民在当地政府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开支方向上，拥有完整的公民表决权。以及完整的监督权。
草庵：在中国，中共总是打着“科学决策”的口号，漠视公民权利，只有想方设法地增税种、提税率。这哪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纯粹是搂钱效率观。在他们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公民的权利，只有纳税的义务。他们煽动居民对富人的仇视，并借此作为开征新税和提升税率的“科学”依据。
伍凡：在出台房产税之前，可行的方案是要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比例，加大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比例，让地方政府在责权利对称的原则下，从“刮地皮”的依赖卖地财政上解脱出来。比出台房产税更重要的，是出台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制度。比如财政收支的公示制度，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落实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法案，落实媒体对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制度。只有在官员的行为都被制度有效约束住了，才能从分税制的角度出台房产税制度。防止房产税被深渊般的“行政开支” 所吞噬。所以，在中国，房地产税的实施是没有基础的，如果要实施，必须要先建立一个制度，同时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施。否则就会成为中共另一个掠夺的手段。今天的时间到了，我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