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06日讯】号称GDP高居世界第二，物价飙涨民间苦。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目前，中国通胀严重，根据中国政府自己的报告，2010年11月的通胀指数已高达5.1%。明年通胀将继续升高。以前，我们几次谈到中国通胀问题。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谈一谈中国通货膨胀如何吞噬民众的财富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52期:我们的2010“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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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全球第二的荣耀，距离现实的幸福感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经济繁荣往往并不意味着民众福利的同步增长，在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并无法分享太多的增长果实。而且，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会在悄无声息间吞噬普通民众的财富。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上看，通胀本身就是政府掠夺民众财富的一次机会。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政府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该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主要分为四个流派。一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任，充分相信政府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虽然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伍凡：三是充分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只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介入市场，这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四是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干预市场，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从历史上看，除了奥地利学派外，其余三种思想都曾经主导过现实社会的经济运行。奥地利学派认为，如果离开了自由市场经济，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经济社会有其自然的商业周期，即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也不应该干预经济。
在经过短暂剧烈的调整之后，市场经济将会自己终结危机，政府的干预只是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整，即使有些能够取得成功，这也是人为破坏了资源的自然配置，带来的短期繁荣不可持续，当货币回归常态时，意味着繁荣结束，衰退开始，而有些国家的干预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只会使衰退变成持续时间更长的大萧条。
草庵：作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显得有些过于极端，所以也就很难被政府所接受，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存在。一个时代所处的经济背景，决定了一个时代对某个经济学派的需求。因为商业周期的存在，人类历史上屡屡爆发经济危机，这也使得凯恩斯主义成为人们选择最多的理论，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凯恩斯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而当危机消失之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后遗症逐渐显现，凯恩斯主义也就转而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
伍凡：凯恩斯主义命运的浮沉，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社会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的风向标。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凯恩斯在和哈耶克的论战中大获全胜，使得后者放弃经济学领域转而投向政治学，20世纪前半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盛行政府干预主义，但随着西方经济在70年代迎来大规模的滞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开始走下神坛并被人们抛弃。
美国在里根总统上台后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开始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在这一时期，自由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为当时的经济学领袖。而随着2008年再次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重新开始回归大政府，凯恩斯主义也就再度归来。
从历史上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几经兴衰，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的政府干预只在市场失灵时短期有效，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无益处，当经济增长恢复常态，如果不能及时退出，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草庵：在中国，2010年的通货膨胀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仅从物价指数看，2008年的通胀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今年，但是民众却在今年感受到更多压力，原因在于2008年的物价上涨主要集中在猪肉和石油等少数品种，而这一轮则是全面开花，小到蔬菜，大到房价，几乎无一不涨。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去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发了过多货币所致，一些无法为实体经济所吸收的资金，以及海外热钱都需要找到载体，而这种载体不仅只是绿豆、蔬菜和住房，创下历史新高的黄金、成交价屡屡过亿的收藏品都为这些无处可去的资金提供了载体。
其次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对应的增长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因为中国需求因素而更加稀缺，更加昂贵。以此看，即使将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收缩，减弱通胀大幅恶化的可能性，但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百姓都将不得不容忍并习惯相对较高的物价。
伍凡：通货膨胀严重到一定程度，也就从经济问题转换成了社会问题。当10月份的CPI创下了25个月的新高，国务院迅速出台了16条措施稳定物价，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也都在年底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通胀之战。应该说，政府应对通胀的反应之快值得充分肯定，但具体应对手段，则还有极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一些商品采取简单的行政限价，很多都是只管当下不顾将来的短期做法，反而会为将来的通胀埋下更大的隐患。
草庵：如果将现在的行政干预物价视为金融危机后大政府角色的延续，对中国经济进一步良性、健康发展而言，其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忧。两年前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当自由主义信奉的市场经济突然失灵，几乎一夜间，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大政府主义者，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将经济拉出泥沼。
政府的体量迅速膨胀，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期盼的效果，尤其是对政府干预手段驾轻就熟的中国，不到一年时间，GDP增速就重回巅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虽然在今天还在担心二次探底，但至少也借助政府之力脱离了衰退的底部。
伍凡：当一个政策表现出强大的有效性，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习惯性延续。在金融危机时候大放光芒的政府干预政策就是如此，它一方面让政策制定者们萌发出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产生难以摆脱的依赖性。
上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大规模政府干预面世后，并没有随着大萧条的结束而消散，反而在随后几十年内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仅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大规模干预，企业的国有化浪潮也蔚然成风。大政府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当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涨时，人们才逐渐抛弃了大政府主义。
草庵：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也远甚于从前。如果以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来看，在一条道路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上世纪30年代的政府干预主义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一轮又将持续多久? 如果政府干预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常态，对于经济的破坏性不言而喻，随着将来经济摆脱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而危机时候采用的政府干预政策却迟迟没有退出，势必会扭曲要素价格，干扰资源配置，最终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成拖累。
如果说今天中国的通胀还可以正面理解成经济繁荣的副产品，将来，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之后，滞涨的局面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正面因素挂钩。
伍凡：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对中国是一个高度，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继续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无法保持增长，面临的不仅是失去全球第二的位置，更有可能激发自身的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很多因素：融入全球化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以及日益提高的市场化程度等。当中国经济站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时，不难发现，这些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增长红利及转型，这个转型不仅是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转型。
而目前中国通胀就是一个关键时期，一个决定未来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但未来如何？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